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章第一节（2）

　　二、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

　　自1938年起，急剧恶化的欧洲局势对远东的影响是巨大的。英美等西方国家虽然不甘心丧失自己在中国的既得权益，屡有抗议日本乃至有限援助中国抗战的表示。但是实现对日妥协，却是这一时期英美远东政策的主流。

　　1938年9月的欧洲慕尼黑协定，鼓励了日本在远东的扩张。1938年11月3日，日本公然发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明确宣布要以日本的“新秩序”取代英美为主的东亚旧秩序。

　　11月8日，外相有田八郎向美国大使表示，“今当东亚天地正展开新的形势之际，仍以事变前适用的观念乃至原则来衡量现在及将来的事态，不仅不能给解决当前问题带来任何办法，而且不能有助于确立东亚的持久和平。”

　　12月29日，有田又对外国记者团声称：“将来第三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应在三国(指“日满华同盟”——著者)新体制的国际和经济自主所能允许的必要限度内，且必须不享有政治特权。”[〔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31页。]

　　面对日本的新挑战，英美等国面临三种选择：

　　其一，大力援助中国，积极介入中日战争，以实力对抗日本，保全自己的在华利益。但是，英美等国不愿承担与日本全面交恶的风险，尤其在欧洲危机的情况下，更担心因此而削弱它们在欧洲的地位，促使日本加速靠拢德、意。

　　其二，与日本全面妥协，承认其扩张要求，以稳定远东，集中力量于欧洲。

　　但是，这不仅意味着英美等国在华利益丧失殆尽，而且会危及其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和战略地位，因此很难为英美所接受。既不愿对抗，又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于是就只能选择第三种折衷的政策，即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挫折日本的扩张锋芒，使其知难而止，在合适的时机，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让步，实现双方有条件的妥协，从而保全西方国家在华的基本利益。“东亚新秩序”出笼后，英美的反应强烈。1938年12月30日，美国对日本提交了措辞强硬的抗议，申明“门户开放”原则不容某一方面片面取消，反对“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38～1939)》，波士顿，1939年版，第246～251页。]

　　英国继美国之后，也于1939年1月14日照会日本，表示“既不接受，也不承认日本用武力在中国造成的局势”。[《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38～1939)》，波士顿，1939年版，第253页。]

　　在频繁交涉、抗议的同时，英美感到有必要对中国抗战给予适当援助，以免因中国的崩溃而丧失制约日本的筹码，才首次决定对华贷款。这些贷款不仅迟迟难产，而且附加了许多限制条件，如借款对象不能是中国政府，必须由民间机构出面，借款不能用于购买军火，借款必须是商业信贷的方式等等。英美在援华问题上的这种态度，无非是要维护其“中立”立场和正常的对日关系。

　　英美对日本的侵华行动，虽有抗议表示，但举措相当谨慎。日本工业对外依赖性最大，美英是其主要的贸易对象。

　　1939年1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指出：日本对美英法三国的出口贸易占其总出口的70%，其收入全部用于购买工业原料。尽管各国都了解日本这一弱点，中国也屡屡提请英美各国实施对日本禁运，以削弱日本的战争力量。

　　但英美等国却不敢触动这一敏感的神经。它们不顾中国及世界舆论的反对，竭力维持与日本的贸易关系。

　　1937年至1939年，美国对日本出口了价值7.16亿美元的各类物资，为同期对华出口值1.41亿美元的5倍多!1938年，日本从美国获得的各类战略物资竟占其总进口量的45～91%。由此可见，英美等国所维护的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对中国抗战造成的危害远甚于它们对华的有限援助。至于英美等国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所奉行的双重性政策的目的，其外交官员有过明确地表白。武汉失守之际，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给外交大臣的报告中声称，英国要“对交战双方维持友好关系……以便在和平谈判及以后时期我们能尽到适当的作用”。“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拖延时间，期待双方终至完全精疲力尽，允许我们帮助实现这个悲惨冲突的合理解决”。[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5页。]

　　1938年10月后，日本被迫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进攻，开始改变侵华方针，着重从政治上诱降中国。英美等国视此为与日本达成妥协的良机。

　　1938年11月1日，英国向日本表示，愿意就中日和平问题进行斡旋。[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