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华侨与抗日战争（1）(2)

　　“七·七”事变后，新加坡华侨叶玉堆(同安县人)、周献瑞(南安县人)、陈六使(同安县人)、陈延谦(同安县人)、李俊永(永春县人)、李光前(南安县人)等人立即赶至怡和轩俱乐部找陈嘉庚先生，请他出来领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侨抗日救亡运动。是年10月15日，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成立“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公推陈嘉庚任主席，委员32名，福建籍华侨14名。为号召侨胞们捐款支持祖国抗日战争，叶玉堆、李光前各带头认捐10万元，周献瑞等各认捐1万元，为之提倡。菲律宾的中华总商会和各华侨团体也于7月16日召开紧急会议联合组成“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推选时任菲律宾中华总商会会长的晋江县华侨李清泉任主席。

　　1938年，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和印度尼西亚侨领庄西言(漳州市南靖县人)先后函请陈嘉庚组织南洋“筹赈总机关”，领导东南亚各国华侨募款等抗日救国运动，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来电促成。陈嘉庚乃于是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洋总会”)。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很多是福建籍华侨，如泉州市的陈三多、王泉笙、许友超(以上系菲律宾华侨)、周献瑞、侯西反、李光前、刘玉水、黄重吉(以上系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侨)、洪渊源、白辰恭(以上系印度尼西亚华侨)、黄庆昌(沙捞越华侨)和香港的郑玉书;漳州市的庄西言(印度尼西亚华侨)、李振殿(新加坡华侨)、庄友成(沙捞越华侨);厦门市的陈嘉庚、陈延谦、何葆仁、王景成(以上系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侨)、李文珍、陈步墀(以上系缅甸华侨);福州市的叶立庚(印度尼西亚华侨)、刘家洙(沙捞越华侨);莆田市的涂耐冰(沙捞越华侨);龙岩市的王源兴(印度尼西亚华侨)……。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陈嘉庚被选为“南侨总会”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正、副主席3人，都是福建籍华侨。1940年3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劳考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和考察。其间，陈嘉庚与“南洋总会”常务委员侯西反(南安县人)、秘书李铁民(永春县人)于5月31日到延安访问39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朱德总司令亲切会见他们。陈嘉庚等在延安参观访问，受到很大启发，“喜慰莫可言喻，有如拔云雾而见青天”。正如陈嘉庚后来在其所著的《南洋回忆录》序言上所写：“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从而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

　　由于“南侨总会”的积极发动和广大侨胞抗日救国热情空前高涨，筹募了大量捐款和医药等物资寄回国内，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成绩辉煌，功不可泯。据“南洋总会”编纂的《大战与南侨》一书(新加坡版)累计，自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南洋总会”寄回国内的捐款达国币4亿元，其中菲律宾华侨原来认捐国币1300万元，实际捐给1488万元，超过其原来认捐的数字。陈嘉庚在其所著的《南洋回忆录》说：若以个人比较(即按东南亚各国华侨人口平均相比较——引者注)，其数目为南洋冠。在菲律宾华侨捐款中，福建省籍华侨的捐款占90%多，又是菲律宾华侨之冠。在菲律宾的福建籍华侨捐款中，泉州籍华侨的捐款，又是福建籍华侨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