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如何领导香港抗日游击战（3）(2)

　　廖承志一方面领导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爱国文化人士，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指示游击队与盟军合作，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早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已经拟定了通过香港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来发动国际力量支持中国抗战的战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发电报给宋庆龄，建议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一方面是考虑她的安全，另一方面是希望她能发挥影响力，呼吁国际和国人救助受战祸影响的军民。到港后，宋庆龄很快与廖承志取得联系，一起研究如何支持抗战。宋庆龄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把香港变成了一条同外界联系的通道，以便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参见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与宋子文、孙科、冯玉祥、颜惠庆等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保盟”虽然名义上是宋子文主持的国民党机构，但因为廖承志和廖梦醒的实际工作，最终把“保盟”变成了支持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筹募机构和中共中央在香港进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机构。“保盟”的工作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外宣传，向国际介绍中国抗战的形势和需要，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宋庆龄为此曾多次著文、发表演说。1939年4月1日出版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英文半月刊也多次发出呼吁：第1期呼吁援助新四军;第2期呼吁向华北抗日根据地募集5000条毛毯;第3期呼吁为新四军募集20000条毛毯，为华东作战的川军募集医药品;第4期发表《请援助西北》的通讯，呼吁援助陕甘宁边区的医院、医药工厂、孤儿院、抗日军政大学，等等。

　　二是发起募捐、义卖、义演活动，募集抗战所需的物资。1939年初，“保盟”在全国妇女救援会、中国妇女士兵救济会等团体的帮助下，募集了4500多件中国艺术珍品，在纽约、伦敦和巴黎义卖，所得收入全部用于中国的医疗救济事业。1939年和1941年，“保盟”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筹集到了大量资金。“保盟”将募集到的物资钱财大都用在了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完善医疗机构、救助难民、支持国内工业生产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保盟”中央委员先后自香港转移到重庆。1942年8月，“保盟”在重庆恢复工作，继续为中国抗战募集物资、款项。

　　三是引介国际友人来华支援抗战。许多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米勒、巴苏、布朗、哈里森、马海德、邱茉莉等都是通过“保盟”先后来到中国的。这些国际友人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

　　保卫中国同盟为抗日根据地争取了大量医疗物资援助和医护人员服务，是抗战时期争取国际援助的重要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小结

　　中共中央领导的香港游击战，与其他游击区的创立和发展过程是相同的，执行的政策和制度也是相同的。只是由于地理条件和其他客观因素，香港游击战又有其独特的形式。中共中央根据香港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一方面争取和团结文化人士，组成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着眼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突出香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以香港为支点，争取盟军和国际和平力量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间接打破了蒋介石的外交封锁和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支持成立的民间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向国际社会争取了大量捐款、药物、医疗器材及御寒衣物，动员了很多国际医护人员和专业人士赴华服务，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