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如何领导香港抗日游击战（3）

　　抗日文化人士的这些进步活动引起了日军的注意，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各交通要道，意图围捕杀戮。廖承志得知日军准备进攻香港后，要求游击队作好应变准备，一旦日军侵港，立即派部队进港开展敌后游击战，接应在港人员转移。1941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分别自延安和重庆同时发电报，指示廖承志：要不惜任何代价，将聚居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日军攻港翌日(12月9日)，周恩来再度急电廖承志，详细指示转移在港各界朋友的方法和路线，并特别指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离港。(参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 ─ 211页。) 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说：“党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很重视这次抢救工作，我们是在执行中央的指示。”(王曼、杨永：《铁骨凌霜──尹林平传》，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胡绳也回忆说，东江游击队的营救工作，是完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部队建立与中央的电报联系后，把游击区的情况和营救出来的文化界人士的名单告知中央，中央随即电报指示下一步如何继续进行营救，如何安排已到游击区的人。(参见《胜利大营救》，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香港大营救全部过程均由周恩来致电前线直接指挥，廖承志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沿途的中共地下组织及东江游击队，全都参与营救工作。这次行动的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1日起到6月底结束，在日军岗哨林立、日本特务遍布的环境下进行，结果不损一员，不被截获一人，成功地营救了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文化人士及其家属共800多人脱离虎口。第二阶段在面积狭小的游击区进行。如何有效防范国民党顽军的扫荡，保障数百名难友的安全和起居生活成为最大难题，这对人少、枪少、经费少的游击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所有文化名流与爱国民主人士都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团结一致，统一行动，最终都安全到达目的地。

　　“香港大营救”是一次重要的统一战线行动，充分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共同进步知识分子患难与共、血肉相连、肝胆相照的亲密关系。这次营救也增进了游击队员与这些文化界人士的相互了解。邹韬奋到达游击区时说，游击队有的是枪，可以打日本，保卫国家，知识分子有的是笔，可以宣传抗日，“笔杆子要同枪杆子结合起来”。游击区群众对抗日的信心和热情让文化人士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茅盾在《脱险杂记》一文中说：“五六天的时间虽不算多，可是已经足够使我们亲眼看到游击队干部们的生活如何艰苦。他们经常吃的是杂粮，病了简直没有医药;国民党军队对游击队的封锁之严密和他们对敌人走私之包庇，正好是一个强烈的对照，使得最糊涂的人也认清了谁是人民之友，而谁是借了抗战的招牌在无恶不作的!”(《胜利大营救》，第250页。)

　　(三)国际抗日统一战线

　　淞沪会战爆发后，周恩来安排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人员部分撤到香港。1938年1月，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商讨在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问题，以便接受、转运华侨及外国友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捐赠。随后，八路军办事处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2楼成立。为照顾英国和港英政府的“中立地位”，办事处不公开挂出招牌，用“粤华公司”名义经营茶叶生意作掩护，老板是连贯，实际由廖承志负责。廖承志与潘汉年两人一起工作，八路军办事处真正办公的地方在铜锣湾耀华街一幢两层的楼房，内设有刘少文负责的同中共中央联络的秘密电台。(参见杨奇：《见证两大历史壮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