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公务员生活条件如何？（2）

　　衣无料，公教人员衣衫褴褛

　　战时陪都重庆因纺织工业遭到重创，外援通道又极不畅，衣物的获取亦是异常艰难。据浦薛凤回忆，当时公教人员十之八九来自外省，千里万里辗转流亡，只能携带少许衣服，起初一二年尚不感觉困难，至三四年后，新者已旧，旧者已破，破者已补，补者已捉襟见肘。且亦有因生活困难，早将可售之衣出售，及欲添衣而“一月薪金尚购不到一套旧西装。”帽子也成了奢侈品，“予自己所戴呢帽，即是油腻发光。化成则冬夏光头，笑称时髦。”浦托人从安南代购回薄大衣一件，“幸重庆冬不严寒，尚可勉强支持。皮鞋则因为朝晚步行，特别消耗，所以破旧不堪。”若不幸为空袭所炸，则更是连破旧衣物也无力再添置。“总而言之，战时重庆之一般公教人员，以言衣服，不特极不整齐，亦且近于褴褛。”(《太虚空里一游尘：浦薛凤回忆录(中)》)

　　冯玉祥见其女儿“弗矜穿我的大小袄，有些不雅，想给她买一件黑外套，随便找了一件要800元钱，我们穿不起，还是不买吧。”(《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12月17日)

　　上海交大学生潘君拯自上海至重庆八千余里跋涉，一路所见，“沿途很少穿新衣的。布匹极端困难，连阴丹士林都算奢侈品，要课重税。沿途大中城市的纺织厂都叫鬼子占了”。“当时全国有几百万将士在抗日，解决他们的被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潘君拯：《从孤岛到陪都——— 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近代史资料》总117号。)

　　行无车，党国要人滑竿代步

　　战时重庆的交通，显然也不敷分配。罗家伦身为中央大学校长、国民政府赴新疆监察使，没有自己的车，当然也没有配司机。1943年9月他回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出行都是靠蹭车：9月6日，“本偕咏霓同进城，因相左，另乘车行，致未及参加开幕典礼”。9月12日，“上午休会，下午公祭林故主席，我因无车不能往，甚为怅怅!”9月14日，“偕咏霓兄进城，彼赴工矿调整处，我即借其车至中民医院接二宝回”。9月19日，“下午梅荪云来约赴歌乐山中央医院探穆藕初先生病，在邮局前候了一小时许未见车到，”后才知是因故未来。

　　一般人的行，则更是麻烦，虽有黄包车，但价钱很贵，山城多上下坡，高低不平，车行速度很慢，晚上车夫休息后，更不易叫上，就只得步行。至于公共汽车，“非常拥挤，车辆又少。自都邮街登车到上清寺，开驶只需二十分钟。但有时站立等候(平常每刻钟一辆)，连三接四，都已客满，故可等候至二小时之久。特别是重庆多雨满街泥泞，谓非狼狈而何。”

　　1942年8月16日，64岁的黄炎培续娶夫人姚维钧，在巴蜀礼堂举行了结婚礼，有张一麐、穆藕初、杜月笙、沈钧儒等130余人参加。次日，黄姚二人由城内往黄桷坪，从清晨出发，下午4点半才到达目的地，路上几经周折：“清晨，偕维钧准备下乡，藕初以汽车由家瑞女士陪同，赴朝天门，家瑞别去。二人带黄昌熙购票坐小汽轮下水，抵寸滩上岸，不意人多拥挤中所带行李较多，未及运完而轮已开，致维钧及一部行李均留船上，余坐江干茶肆读《论衡》，自九时半候至十三时，维钧之轮到唐家沱折回，乃始相聚。……偕维坐滑竿行二十里至黄桷坪，已下午十六时半”。(朝天门至黄桷坪之距离约14公里)

　　1942年10月14日，顾维钧回到重庆，“飞机在长江中一个小岛上着陆”，代表蒋介石的陈仪、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王宠惠等三十余人前往迎接，随后坐滑竿离开机场。(注意，不是想象中的一长溜黑色轿车鱼贯驶出机场!)“我感到坐滑竿并不舒适，特别是自江边上坡登上几百磴石阶时更不舒服。……滑竿不过是一把没有遮盖的藤椅。当轿夫抬着我上石阶时，我的脚和腿悬在空中，比我的身体还要高。”(《顾维钧回忆录》，5，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