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公务员生活条件如何？（1）

　　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由于日敌的严密封锁与狂轰滥炸，战争的巨大消耗，干旱少雨以及政府措置不当等原因，陪都的经济环境变得恶劣，生活条件、办公条件日益艰苦。尤其到了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严重，情况越来越糟。

　　因陋就简的办公条件

　　在战时重庆，沈剑虹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宣传处英文编撰科的科长。据他的《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所载，国际宣传处撤退到重庆后，“大家挤在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原址一幢破旧不堪的校舍内办公。”“除极少数人之外，几乎全体同仁，上自副部长、处长，下至科长、主任、科员、办事员都在巴中觅地自建竹筋、土墙、泥地、稻草顶的房子，藉避风雨。”副部长董显光“住的是校园内原有的一座六角凉亭，用砖起了墙，就变成他同董夫人的住所了，曾(虚白)处长单身住办公室。这些房屋每次经日机轰炸，不是全毁就是被吹得东歪西倒，好在亦容易修复。因为四川有的是竹子、稻草和泥土，今天炸坏了，明天就可以动工修建”。“回想大家在那一时期，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一同进防空洞躲警报。有几次巴中落弹特别多，弄得各家无法举炊，只得由公家煮‘八宝’大锅饭给大家吃。”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每天努力工作，丝毫没有懈怠，亦没有人抱怨叫苦”，为战时国际宣传竭尽心力。

　　国际宣传处招待外籍记者的条件也十分简陋：该处在巴县中学校内“以美金一万的代价，盖了一所招待所。但只能容纳10多位记者，后来虽经扩建，但仍不够用，珍珠港事变后抵达重庆的外籍记者，不论短访或长住，均须另觅住所，一部分不得不寄住在教会宿舍里，一部分的居住问题，直至我政府建造了嘉陵宾馆之后，方才解决。……这所小小的招待所设有厨房、餐厅、浴室、卧房兼办公室等起码的设备，并雇有专人为记者们准备收费低廉的简单西餐，使外籍记者们大有‘宾至如归’之感。”当时，“有两位女性，时常在记者招待所出现，”其中一位是“王炳南的德籍‘太太’安娜……安娜则作风大胆，她三十来岁，黄头发，颇为风骚，不论白天晚上一到招待所，就同若干年轻的外国记者们，关起房门‘密谈’，有时候动作太猛烈，声震户外，门窗为之摇动，其他记者们听了都发出‘会心的微笑’，大家知道安娜又在为单身汉们做她的‘施舍救济’工作了。”于此亦可见招待所房屋建筑材质之不理想。

　　沈著中提到的嘉陵宾馆，在当时的重庆，是一个众人瞩目之地，1940年7月1日，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开幕，蒋介石请全体中委的晚宴就是在嘉陵宾馆。冯玉祥、翁文灝等人的日记中也多次提到，例如冯玉祥记到嘉陵宾馆看望卫立煌之类。但这一战时陪都最好的宾馆档次究竟如何，顾维钧有一个有趣的回忆可供参考。1942年10月，他从驻英大使任上回重庆述职，“我在嘉陵宾馆孔祥熙的一套房间里下榻，这个地方还算雅静。我听说这是重庆设备最好的旅馆，必要的卫生设备齐全。但不足之处甚多。房间里的电铃没有电，不响。抽水马桶因水管损坏，不能自动冲洗。夜间，灯光十分昏暗，我不得不用鼻子闻一闻来辨别是哪种食物。但是，这是整个重庆最好的旅馆，所以，我对这一切闭口不谈……”(《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荒废中的洋楼与山洞

　　可能战时重庆的居住条件确实较差，冯玉祥贵为军委会副委员长，看到一些人住洋楼，也表示愤愤不平：“因为我是个丘八出身，忍不住，没涵养，听说巴中周围的洋楼都被炸了，我真是忍不住要说几句话，这些少爷小姐们，在上海、南京、武汉都是住的小洋楼，到这里的重庆还是花了几十万元盖洋楼，把百姓的血汗都消耗在上，为什么这样办，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抗战，什么是打仗。”(《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