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审美向度

　　战争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无法避免的文明痼疾。它破坏了人类社会的和谐宁静，暴力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秩序。战争以其极端化和残酷性考量着人类的肉体和灵魂，而战争文学的书写，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和内在心性。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明，但同时，也是一个屡遭战火的国度。尤其是日本法西斯的悍然入侵，将全体中华儿女拖入了战争的泥淖。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少数民族作家迸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使命感，将文学作品锻造成匕首和投枪，与日本侵略者作坚决的斗争。

　　在1931年至1945年的抗战文学谱系中，少数民族抗战文学勇敢地揭示出日寇的恐怖凶残，衷心地礼赞浴血奋战的抗日英雄，彰显出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此时期，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井喷式的涌现，同时改变了“五四”以来我国现代文学反帝文学的薄弱态势，真正促使启蒙与救亡实现了汇合与重奏。

　　少数民族作家充满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抗战文学大多采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悲愤地控诉日本法西斯对各族人民的凌辱和残害，如满族作家李辉英在《万宝山》中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狡黠残暴，表达了人们反抗的合理合法。此外，少数民族抗战诗歌因其短小精悍，易于宣传而成为少数民族作家颇为热衷的创作体裁。此时期创作的抗战诗歌作品，语言直白、质朴、直抒胸臆，甚少晦涩的意象，洋溢着真诚的爱国热情、反抗精神及悲悯情怀。比如在满族诗人金剑啸的革命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中，英雄们的抗争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但他们却没有丝毫的犹豫与退缩;同样，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创作的《中国》《我们是新疆的儿女》《直到红色的花朵铺满了宇宙》《爱与恨》等诗作表达了对国家的挚爱，号召各族儿女为祖国母亲而英勇战斗;此外，还有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压在苫笆下的小草》;壮族诗人蓝鸿恩的《黄昏，我渡过红河》;白族诗人赵式铭的《军歌》;纳西族诗人李寒谷的《献诗》等。这些诗作均彰显出浓烈的爱国情怀及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钢铁意志。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抗战文学作品往往能够顺畅地将战争的阴霾和凄凉的气氛转换成昂扬的乐观和必胜的明朗。他们在抗战文学的书写中善于化悲剧为壮剧，建构出壮美、开阔、畅达的艺术境界。如满族作家端木蕻良的抗战文学书写始终绵延着民族的自信心和抗争伟力。在他的文学世界中，活跃着一群极具草莽英雄气质的地之子。典型的为《科尔沁旗草原》中的大山;《遥远的风沙》中的煤黑子以及《大江》中的铁岭和李三麻子等。这些英雄人物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完人或神人，但在面对国家倾覆的危险时，他们绝不妥协退缩，始终保持民族必胜的自信，在保家卫国的抗争中凸显彪悍雄强的生命活力。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还表现出坚韧的反抗性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同时，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创作实绩，忠实地记录了全民抗战的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表现出各族儿女在国难面前同呼吸、共命运的家国情怀。

　　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语境下，少数民族作家的抗战文学被纳入到救亡的浪潮中，其民族性的质素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热情中尚未得到充足的展现。即便如此，由于世代的文化积习、宗教浸润、历史风俗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促使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作品依然携带着本民族的遗传符码。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在寻根文学的热潮中开始珍视本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瑰宝，在作品中有意识地凸显极富民族特性和地域文化的贮藏，开启了全新的美学视阈，同时也预示着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成熟。比如蒙古族作家韩静慧的小说《额吉与罂粟花》以民族国家的反侵略战争为宏大背景，讲述了一位普通蒙古族额吉的遭遇。文本中的额吉在残酷的战争中历经了从懵懂到惶惑直到最终选择反抗的心路历程，而草原文化精神所携带的强大救赎力量和敬畏生命的传统则消解了战争的非人性。平凡的额吉在母性的高贵和草原文明的博大中，解构了现代战争中“胜王败寇”的庸俗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