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深切怀念我的战友我的师长(4)

　　第三，要保护民族上层人士过好土地改革关。习仲勋同志说，“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人物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并说，只要今天确实愿意靠拢过来，都要照顾、保护。“那些有代表性而又和我们合作的人，即使历史有恶迹，有血债，都不要去算。只要按照土地改革法把土地拿出来分了就好，不要硬性去搞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办法同样可以发动群众。上层高级人物甚至不必叫他写检讨书。”

　　“联合封建反封建”这套办法，没有理论上高度的修养，没有充分的勇气，在中国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下提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联合一部分封建”的工作方法，使西北那些大头人、大地主都成了民族人士，都成了我们团结的对象。第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马辅臣。那时据说马辅臣经营马家财富，他家的大缸不是装的酸菜，不是装的粮食，而是装的银圆，马辅臣是西北第一个有钱的人，习仲勋敢于把他争取过来，并任命他为青海省副省长。在对这项工作的总结中，仲勋同志向中央写了专门报告，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著名观点，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赞赏。后来，我们到北京工作以后，有些同志问我，你们西北真敢干，敢提出“联合封建反封建”这样的话题。我说没有仲勋同志这样的人，别人大概是不敢提出来的，我们一些做文字工作的人，都感到很惊讶。

　　取缔“呼喊派”，坚持宗教信仰自由

　　1952年，党中央决定仲勋同志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汪锋同志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我和他们一起来北京，在中央统战部民族局帮助工作。1954年9月，我正式调到中央统战部二处(民族工作处)工作。在中央统战部工作了16年，其间多次耳濡目染仲勋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艺术和才能，始终对他怀着一颗敬佩之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初期，四面八方的东西都进来了，有利于我们发展的东西进来了，不利于我们发展的东西也进来了，确实也有复杂问题。

　　1982年，公安部在一个材料上反映，浙江省原基督教小群派教徒中出现了一个“呼喊派”组织，煽动宗教狂热，鼓动教徒反对党和人民政府，严重影响和破坏当地的社会治安秩序和正常的宗教生活。仲勋同志看到这个材料后立即批示：“国外基督教、天主教利用我国的开放政策，千方百计向我国内渗透，并煽动反动教徒骨干分子企图组织一股反革命势力，纠集信教群众公开反对党和人民政府，抢占教堂和聚会点，围攻公警人员，哄闹县政府和县公安局，气焰十分嚣张，欺我软弱，如不给予严厉打击，则将会蔓延扩展，为坏人效尤，‘四人帮’的残渣余孽也会参加进去，兴风作浪，乘机闹事。这是一个极不安定团结的潜在威胁。”并提出要“及早研究制定综合治理办法”。按照仲勋同志的批示，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和国务院宗教局当即组织了由我为组长的调查组到有关省区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调查报告。调查组认为：这个组织极为反动。第一，它是从国外渗透进来的，是受外国反动宗教势力的支配和资助的。第二，它明目张胆反对党和人民政府。第三，反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夺取爱国教会领导权和活动阵地。第四，煽动教徒闹事，抢占教堂、聚会点，冲击正常的宗教活动，严重干扰社会治安。在香港出版发行的反动刊物《主在中华》上有一篇为“呼喊派”撑腰壮胆的文章，赤裸裸地道出了这股反动势力的反革命意图。它造谣惑众说：“大陆地下教会以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地兴旺和发展，这股日益强大的离心势力”，“实不止五千万之数”，“主要分散于中共最难控制的广大农村。”它猖狂叫嚣：“整个中华归主的日子不会太远，坚持无神论的共产党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它号召一切国际反动势力“与大陆各地肢体(地下教会)一起，在元首基督的率领下，投入这场末世对抗邪恶的属灵战争”，幻想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将同基督一同胜利”。这就充分表明，国际反动势力策动我国一些反动分子组织“呼喊派”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调查组认为，我们必须看清所谓“呼喊派”特别是其骨干分子的反动本质及其巨大的破坏性和危害性，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仲勋同志看到调查报告后，于1983年3月16日给陈丕显同志的一封信中又提出：“各地出现的‘呼喊派’问题，确实严重，不容忽视，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并同意召开会议研究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