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抗战期间王酉亭在重庆的一些往事(4)

2017-09-27 07:07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父亲不仅被中大的师生誉之为“中大的焦大”，重大的师生也都听说了“动物西迁”的故事，大家都很尊敬他。在路上，不管是中大还是重大的师生，大家与他碰了面，都热情的相互打招呼。

　　1939年中，我们家从横街搬到了中大畜牧场去住，住房显得宽敞了一些(也只是一间大一些的房子)，濮成德教授一家也搬了过去，濮教授当时也是畜牧场的负责人之一，两家人口一样多，他家几个孩子与我们家孩子的年龄都相仿，喜欢在一起玩，哥哥清楚地记得：他家大孩子的名字叫濮家碧;老二叫濮家榴，后来清华大学毕业又留校当了老师;老三叫濮家训，与大哥是中大附小和附中的同学。两家关系比较融洽，成为好邻居、好朋友。

　　出了畜牧场，穿过沙坪坝靠南开中学门前这条路，对面也都是一些高低起伏的山头，所有学校都在附近挖了防空洞，只要防空警报一响，大家都往防空洞里跑，抗战期间，重庆整个城市都是有山必有防空洞。

　　当时，中央大学的场地、教室、设施严重缺乏，经常借用重庆大学的教室上课，两校共用礼堂，共享设施，学生可以交叉听课，教师也可以相互任课，中大和重大开始师资互聘、学分互认、资源共享。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两校，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抗战期间同舟共济、相濡以沫。

　　重庆大学图书馆的书籍很多，环境也很好，父亲经常在这里查阅有关资料，一待就是四、五个小时，废寝忘食，常常是子女去叫他回家吃饭。

　　因中大从南京迁来不久，再加上日军对重庆的经常大轰炸，××课的教学秩序有段时间不稳定。要考试了，有教师担忧考场纪律不好，中大的教务长说：“请王酉亭先生来监考试试吧”。到了考试的时间，铃声响了，父亲走进了考场，乱哄哄的教室顿时安静了下来，同学们基本都认识他，大家惊讶地望着他，父亲简单的宣布了考场的注意事项后，说了句：“希望大家考出自己的真实水平，中央大学的学生必须要有担当!”，就发了考卷开始考试。大家都非常配合地在埋头考试，整个考场鸦雀无声、秩序井然，一扫以往多有抄袭作弊、违反考场纪律的现象，考场纪律超乎想象的好。考试结束后，同学们都围着我的父亲饶有兴趣地提出一些西迁路上的有关问题，亲切地交谈着。事后，教务处的老师们连说了几声“没想到，没想到!”父亲几次监考，都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抗战期间，物资严重缺乏，中大内迁重庆，环境与办学条件恶劣而艰苦，重庆经常遭到大轰炸，物资供应不上，师生常以糙米果腹，掺有砂子、细石子、稗子、稻子等杂物且又发霉的米，这种米做出来的饭被师生们戏称为“八宝饭”;教职员工的女眷家属们经常结伴到中大和重大的校园空地去挖野菜，路过的师生们经常看见她们带着孩子蹲着挖野菜的身影，这也是校园里的一大奇景了。大家长期吃不好，致使很多人营养不良、百病丛生。

　　当时，不管是中央大学的老师还是重庆大学的老师，有个很奇怪的装束，就是身穿西装、手拎皮包，脚上却赤脚套双草鞋。市面上合适的鞋子不好买，有也挺贵。另外，在重庆，出门就是山，穿草鞋爬坡也不打滑，不过大部分老师都是用布条编的草鞋，自嘲为“沙坪坝牌高级草鞋”，普通老百姓还没有，国难时期，大学老师也是异常的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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