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抗战期间王酉亭在重庆的一些往事(10)

2017-09-27 07:07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的师生们也自发地联合组织了游行，他们拉着横幅、举着标语，排着一路纵队，声势浩荡地向城里出发。中大艺术学院的学生们还一路自编自演着抗战活报剧：前面有几个学生妆扮成穿着军服的日本兵，脸上涂着油彩，双手高高举起假木枪投降，走一段路还要跪在地上磕头谢罪，后面的学生齐声呼喊着口号。据说扮演日本兵的学生可惨了，沿途不断有市民拿东西砸他们，围观的市民纷纷喊“打!”。

　　到了晚上，学生宿舍里的学生拿起自己的脸盆，用小木棍不停地敲起来，有的男生甚至脱掉上衣，用红颜料在胸前背后都写上“胜利”二字，老教授们激动的热泪盈眶，到处是呐喊声、欢笑声，校园里通宵不眠，共同庆祝抗战的胜利。

　　父亲那天精神特别好，叫子女给他买酒去，说是要好好庆祝一下，但是那一天，原来卖酒的所有商铺竟无酒可卖，说是早就被人买光了，大家都在尽情地庆祝抗战的胜利。

　　抗战期间，在重庆的中央大学，罗家伦、顾孟馀、蒋介石、顾毓琇、吴有训先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父亲执着的敬业精神都得到了几任校长的充分肯定，职务也从畜牧场长、勤务股长，一直升任到总务长。

　　虽然我们全家离开四川多年，但是哥姐们至今仍会说一口地道的重庆方言，重庆往事依然记忆犹新、念念不忘，我们全家与中大、与重庆、与抗战年代，都有着刻骨铭心的不懈之缘。

　　1945年，抗战胜利了，中央大学即着手筹备迁回南京的具体工作(当时也叫还都计划)，9月底，中央大学复员委员会成立，我父亲又作为复员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与其他成员一起商讨学校的搬迁事宜。

　　学校返回南京的任务并不轻松。因为时间比较集中，欲迁回南京的单位太多，军、政、校、企……，各单位都在积极准备“还乡”，蜂拥而上到处找船，一时间，在重庆就是找一只大些的木船为我所用，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几年中央大学的发展很快，图书、资料、器材、人员特别多，仅学生人数竟超越了在南京昔日的四倍之多，此次返校任务极其繁重。“僧多粥少”，根本就联系不到足够的船只，学校磨破嘴皮、千方百计联系到的民生运输公司轮船，也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如果完全依靠民生公司的轮船来运送中大的所有人员和物资，时间会拉的很长，学校也不能等。

　　我父亲在学校复员委员会提出一个方案，即：图书、仪器设备和人员一部由已确定好的民生公司轮船承运，直接去南京;部分人员想办法乘散装客轮自行离开重庆到南京(实际有部分人员是先到宜昌，再转乘轮船去南京的);另外，在重庆集中建造些大木船，然后以成本价把船卖掉，但是，在合同中必须有一条严格规定：买家负责运送中央大学的人员和物资去南京，船东要先行付出船资及押金，将中大的人员与物资安全送达南京后，押金才如数奉还。这从经济上来讲，中大并不吃亏，还解决了大问题，船东也会愿意干，经学校仔细核算、研究后认为此方案可行。

　　1946年，中央大学一方面派人前往南京，接收、安排学校校舍的有关事宜，另一方面中大在重庆、成都、贵阳的分校区都积极做好回迁的准备。

　　在重庆，父亲主动请缨，并受命带领有关技术人员联络多家造船厂，日夜奔波于嘉陵江两岸，全程督造船厂的造船全过程：木船要求必须以树龄在30年以上老龄杉木为主原料，辅以铁钉、麻丝、石灰、桐油等。从选料、放大样、打造、油漆，到下水试航，他都要亲临现场，与技术人员反复验证认可，在造船质量上决不能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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