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端林：抗战往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时候，我还是一名高中学生，当时的叶县并没有沦陷，生活一切如常，家里的条件也说得过去。1939年的一天，我在县城里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告事，虽然对军校没有多少了解，但却知道军校毕业的学生是打日本鬼子的。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萌生了从军报国的想法，对此家人也都很支持，于是前往招生处报了名。

　　当时在各地招生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只要有一定文化，身体健康的青年都可报考，而简单的文化考试，对于有高中文化水平的我来说根本不是难事。最终在叶县一共招收了三、四十人，在负责招生的军官带领下，我们徒步前往西安报道。这一路由校方发给食宿费，只是记得每天也就走个几十里的样子，走了挺长时间才到达。

　　在西安我们接受了复试，也是国文、数学等等，复试相对严格一些，同来的伙伴就有几人被淘汰了，只能失望地回家去。我通过复试之后不久，大约在1939年10月，就开始了军校入伍生阶段的训练，从那一天起，正式成为了一名军人。回首这一阶段的训练，觉得真是非常苦，说起来一言难尽。比如说伙食，吃的是光绪年间积存下来的米谷，吃起来又苦又辣，那真是“最不合口味”。军校这种艰苦生活的磨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有些人因此退学了，但我还是适应下来，专心受训。直到1940年1月，我们由入伍生升为军官生之后，待遇才好了一些。

　　在军校受训这一年多的经历，并没有太多回忆，只是觉得每天都很紧张，除了每周有一天休息，偶尔可以去西安城里转转，其余时间都是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度过。当时训练是以队(相当于连)为单位，各队住地分散，互无往来，除了一个区队(相当于排)的同学，基本上都不认识。每天的紧张训练之后，似乎同学之间也没什么过多的交往，天一黑就想睡觉了。至于长官，只是还记得胡宗南、刘宗宽、熊克念、许良玉的名字，这些高级军官只是偶尔来队里巡视训话，了解不多，而对于我的队长陈洪毅，还有点挺深的印象，觉得他很有学问。

　　1941年3月，我从军校毕业，不久之后，接受上级分配到第33集团军任职。第33集团军下辖第59军、第77军，都是抗战爆发后从原第29军中扩编出来的，是冯玉祥西北军的老底子，当时驻防于湖北省西北部。该集团军的前一任总司令就是抗日名将张自忠，可惜他在1940年随枣会战中壮烈牺牲了。我们一批军校同学自西安步行到湖北去报到，在集团军总部，受到了总司令冯治安、副总司令李文田的接见。李文田将军由于嗓门大，军中人送绰号“大叫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见过总司令之后，我随即被分配到第77军179师537团担任排长，驻防湖北南漳县附近。179师自抗战以来历经阵仗，富有作战经验，士兵以北方人为多，勇猛善战，吃苦耐劳，服从管理。师长何基沣，更是一员虎将，抗日极为坚决，向为日寇所惧。到部队后，很快就与部下打成一片，没过多久，我就参加了平生的第一场战斗，这段经历让我记忆犹新。

　　当时他们得到情报，说有日军两千余人要到附近村庄进行掠夺，为此何基沣下令179师全师出动，埋伏在山沟两侧准备打伏击，每个连每个排都有指定的伏击地点，秩序有条不紊。这次伏击战的地点叫“临沮岗”，相传三国时期关羽败走麦城之后，就是在此地被吴军擒获的。日军进入伏击圈之后，山沟两侧枪声大作，但由于双方接触面很近，战斗很快演化成了白刃战。179师延续了西北军大刀作战的传统，官兵们刀法纯熟，以大刀对鬼子的刺刀并不落下风，我带着一排战士也冲了下去，当时我身强体壮，灵活敏捷，一把抓住一个鬼子刺向他的枪刺，顺手一刀就把鬼子砍倒在地。一战下来，我们排也杀伤了许多鬼子，由于时间已久远，具体击毙了多少鬼子，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第一次参加战斗，心里是非常紧张的，但真打起来的时候，这种紧张情绪很快就抛到脑后，连命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