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马台国如何摄取中国文化 邪马台国文化选择的特征有哪些

邪马台国

　　通过相关史料记载，我们发现，邪马台国早在三国时期就和中国有过交流，而它们摄取中国文化的方式时一种古代非常普遍的中外交流方式，即“朝贡贸易”。邪马台国在摄取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显然不是不加选择的，他们往往是带着明确目的的，这些目的决定了其文化选择的特征。

　　邪马台国如何摄取中国文化

　　在公元二世纪以前的文化积累的基础上，出现在日本列岛的邪马台国开始了积极地选择摄取中国文化的过程。这一选择摄取是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朝贡贸易”的方式进行的，这是与东亚大陆的政治格局以及当时政治局势相适应的。

　　古代中国的分封制始于何时？仍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舜“封弟象为诸候”、把契“封于商”的说法，说明分封制起源应是相当久远的。但西周时期，分封制已达于全盛，是毫无问题的。周代商后，大封诸候，各诸候在其封国内有世袭统治之权，但又必须听命于周天子并定期朝贡、提供军赋和力役。秦“扫六合”、统一中国后，废分封、立郡县、宣布分封制的基本结束，但也封“列候”、“伦候”之类作为点缀以使缓解与旧势力、旧观念的矛盾。汉承秦制，虽在列候之上增设诸候王，但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即被削除。此后，历代封建王朝仍有对其子嗣、功臣的分封，但范围已相当有限，对整个政治体制已起不了多大的制约作用。与此同时，以中原为中心的历代封建王朝，却模拟古代的分封制，对其周边的部民或国家以册封其首领为“王”的方式，形成一个庞大的册封体系，以便与其保持一种睦邻友好关系。这种册封往往以厚赐相伴随，以便促使周边的部族竞相称臣纳贡。于是，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为中心，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朝贡贸易”。前面所讲的日本列岛上的“百余国”或“三十余国”，就是以这一“朝贡”方式取得汉王朝的赏赐，从而摄取中国先进文化的。继而出现的邪马台国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形式。

　　公元一、二世纪，东亚政治局势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中国的东汉王朝由于宦官、外戚及贵族集团的党争，政治腐败、朝政混乱、横征暴敛，迫使农民纷纷起义，逐渐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二世纪初，辽东太守公孙度乘乱独霸辽东，将朝鲜半岛的乐浪郡也据为已有，自称辽东候。公元204年，其子公孙康继位，翌年又在乐浪郡南部分设带方郡，以便加强与日本列岛诸国的联系。由于公孙氏的势力日重，其第三代首领公孙渊终于公元237年晋称燕王。公孙氏的发展给东亚局势造成两方面的后果，一是阻断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上的部族或国家与中原政治势力的联系，“隔断东夷，不得通于诸夏”；二是公孙氏与雄据江南的孙吴政权的频繁往来，构成对独霸中原的曹魏政权的威胁，引起曹魏政权的警觉。与此同时，日本列岛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以近畿一带为中心爆发了三十余国之间氏族兼并的混战，“相攻伐历年”，出现实力相当强大的邪马台国，参与混战的三十余国都被迫承认其霸主地位。

　　公元238年，再不能容忍威胁其霸业的魏王朝决定派太慰司马懿北伐公孙氏。司马懿奉旨后，先“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后亲率大军于六月直逼辽东，使公孙氏腹背受敌。七月将公孙氏困于襄平(今辽阳一带)，八月八日攻下该城，斩公孙渊父子，把首级送往魏都洛阳。从而，使辽东、昌黎、元菟、乐浪、带方五群并入魏王朝的版图，合称平州，为日本列岛上的邪马台国与中原王朝的交往铺平了道路。公元238年六月，在魏王朝刚刚收复带方郡不久时，邪马台国女王派遣的赴魏使节难升米一行，就已到达带方郡，请求前往魏王朝首都向天子“朝献”。由于司马懿尚率大军与公孙渊酣战，前往魏都的道路不通，邪马台国的使节只好在带方郡等候，当曹魏大军全面获胜，魏王朝又准许邪马台国使节进京后，难升米等立即在带方太守刘夏所派人员的护送下前往魏王朝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