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女红卫兵的故事(4)

宋彬彬作为当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她上了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的名字，她名「宋彬彬」，毛不喜欢「文质彬彬」之意，对她说：「要武嘛!」她于是更名为「宋要武」，从此，反文尚武成了一些年轻人追求的特质。对于女性而言，不爱红妆爱武装更是成了当时纷纷趋同的「审美倾向」。

再来看一则反映「文革」中女性的从众心理的例子──她们往往善于得风气之先──「破四旧中，天那么热，女演员们带去的裙子都不敢穿了，知道那是『四旧』。仍是歌舞团风头最键，尤其是一班跳舞的，个个苗条匀称脸蛋漂亮，说剪辫子，刷地一下全班变成了齐耳短发；说扔香水，刷地站一排比赛似地把花露水瓶往垃圾箱里扔，像集体小合唱似的具有观赏性。」于是，一些女红卫兵常为跟不上「流行」而惊慌：「我常常为家里有保姆而惴惴不安，对父母的高收入而羞于启齿，生怕被同学们看成是资产阶级小姐。为了磨练自己，我坚持周末走一个多小时步行回家，而不坐公共汽车。我坚持和其它同学一样，喜欢穿有补丁的旧衣服。穿上一件洗掉、得发白、补着整齐补丁的衣服，心中畅快自豪，这与今天的青年人穿上一件时髦流行的衬衫心情是十分相似的。」可见，「文革」中，女红卫兵投身「造反」运动，有出于对信仰的纯洁追求，也有出于攫取优越感和政治权力的个人打算，当然也有纯粹的「跟风」的从众心理使然。这些复杂的心态构成了女红卫兵在「文革」中的心理图景，引导着她们做出种种顺应运动潮流而动的举动。

三)、不得不进入秩序的无奈

法国女性主义在论证女性社会地位形成的过程中，引进了一个新概念──「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她们认为女性不得不进入现有的这种男性规定的象征秩序，进入的过程伴随着女性自身的性别特质和女性意识的丢失，即这种秩序虽然给了女性一个社会位置，但却是以压抑女性的潜意识为代价的。

我觉得这种理论十分适合于分析文化大革命中女红卫兵的社会处境。她们自愿或被迫，不得不进入「文革」的「造反」秩序(当然，用「秩序」这样一个概念可能有点不妥，因为进入「文革」，已是「无秩序」，不存在政治规划，也没有固定的运动目标可循，通行的游戏规则便是一派不断打压另一派)。因为只有进入这种社会规定的秩序，作为个体的人才能获得社会的承认。并且只有根据这个社会规范的要求行事，个人才能有机会获得晋级、升迁的可能。

个人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下生存，飘摇无定，更遑论是女性。她们必须加紧依附现有的社会秩序。女性不得不进入「文革」的游戏规则，代价是和男性一样行事，而完全抹杀掉自己温柔、善良、纤弱的所谓「女性气质」。

尤西林说：「文革中打人最凶者，往往有红外围」14，这一道理，同样适合于女性。由于身体的原因，女红卫兵天然地处在弱势，她们唯有彻底、矫枉过正地抹杀自己的本性，改变自己的形象，才能获得「红卫兵组织」的认同，被承认为其中一员；她们的所作所为，必须表现得比男红卫兵更凶残，才能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政治空气。

特别是到了1966年的后期，红卫兵的造反已经升级到以武力斗争为主，「1967年夏季开始，暴力逐渐取代了辩论」15，身体的武力和体魄的强健是获取关注的关键，同时也意味着更高政治地位的本钱。这是一个崇尚暴力的时代，不爱红妆爱武装。女性势必要对平日温良的习性作出反弹，以暴力行为换取发言权。

于是，一幕幕女性施暴画面出现了。也正是因为平时的柔弱，女红卫兵们向残暴的转变就显得格外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