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女红卫兵的故事

提起「文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这人妖颠倒的十年里，那些风光无限、狂飙突进、充满暴力、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形象，并为这些无知无畏的年轻人扼腕悲叹。然而，人们往往忽视对红卫兵这一团体进行性别区分，待人们猛然意识到女红卫兵群体的独特性存在时，审视她们的所作所为，又不由得惊叹：一向纤弱温柔的女性为何会如此凶残!仅举几例，便很能说明问题：

上海市红卫兵破“破四旧”

「女红卫兵的残酷印象事后往往使人匪夷所思，一个女红卫兵挥舞着带铜头的皮带，向一个老者的头上打去，一抽一个眼珠掉下来了，形象极其的恐怖。」「师大女附中的校长被一群女红卫兵当场打死。」「有一位豪门千金，曾是狂暴地揪斗殴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的组织者之一。」「突然，一个女红卫兵翻出了一叠钞票，她立刻变了脸，吼道：『谁让你藏现金的?没有看到我们的布告吗?』」「『好啊!你竟然敢顶撞我们?!』那女学生立刻朝老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见鲜血。」……

「文革」中的女红卫兵形象何以凶残至此?这凶残的行为背后有其怎样的社会氛围作导向?女红卫兵们在政治运动中的真实心态是甚么模样?以及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结束后，女红卫兵作为女知青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本文试图通过追溯女红卫兵的「前世今生」，力求还世人一个较为真实、清晰的女红卫兵形象。

一、女红卫兵的过去式：

建国后女性神话的崛起众所周知，新中国标榜的是打倒一切旧有秩序，与「万恶的旧社会」彻底挥手告别，全面进入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天地。在这除旧布新的滚滚潮流中，有关两性地位的颠覆、性别压迫的消弭等问题，也被顺理成章地看作体现新社会进步的砝码；对照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的金玉良言，毛泽东相应地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想化口号；伴随着首部《婚姻法》的新鲜出笼，妇女解除了身上的枷锁，纷纷走出家门……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并没有平息下来，反而是愈演愈烈。很侥幸地，中国妇女从中受益，逐渐被视为完成了自身本质解放的平等成员，女性的各种政治、经济权利也相继得以被具体的法律条文正式确定下来。中国妇女抗争数千年的婚姻自主权、受教育权、社会择业权、财产继承权、子女监护权、同工同酬权、妇女享有三期保护权与被照顾权，似乎在一夜之间都实现了。主流意识因而断定中国已不存在性别歧视问题，甚至有意地将女性地位提升至历史新高──与男性完全无差别的平等。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会氛围中，「男女平等」的评判准则被迅速应用到社会的各行各业。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建国后，无所不在的女性神话在神州大陆争相崛起。不管在政府的宣传材料中，还是在人们的日常印象里，身披英雄光辉的女性形象比比皆是、寻常可见。女性似乎总显得比男性还能干：文学作品中，李双双、蓝凤凰式的人物屡见不鲜；生产劳动中，「铁姑娘」巾帼不让须眉，成为无数女性的新楷模；而在政治方面，「女性参政」的迹象亦是见强不见弱。

「女性参政」，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文革」前它最鲜明、最典型的的表现便是「后妃参政」。专制的国家制度往往是「后妃参政」的温床，建国伊始，在由「党天下」向「家天下」的转变中，中国高层政治生活中不乏「家族参政」的案例──江青、王光美、叶群等率其子女一股脑儿投身热闹纷呈的政治斗争，无疑是这一政治冒险行为的具体阐释。在党内的中底层干部中，「双职工」家庭大量存在，丈夫和妻子都在政府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趋于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