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成为教育大国：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的日本教育(3)

　　江户时代中期起，藩校之外又出现了私塾。私塾，又叫“乡学”或“学塾”，多由学者在自己居所举办，带有民间学术研究性质，一般不受幕府管辖或支配。学生大多数来自武士或乡士，他们可以自由转学到别的私塾。这些私塾后来发展成幕末民间学术研究和传承的载体，也孕育了近代日本新思想新观念。其中绪方洪庵在大阪创办的“适塾”和吉田松荫的“松下村塾”是日本现代开国史上著名的学塾。

　　松下村塾，创办于1843年的“适塾”，主要传授荷兰文和西方医学，招收来自列岛各个藩国的学子。据绪方亲笔记录的生徒《姓名录》记载，20年间前来入学的武士达千人之多，涌现了诸如福泽谕吉（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大鸟圭介（明治政府外交家）、大村益次郎（军事家）、长与专斋（日本现代医学创始人）等闪耀在日本近代史册中的大人物，这所私塾因此颇有名声。

　　寺子屋：遍及日本的民间基础教育

　　明治维新后，为了迅速与西方接轨，培养本土人才，日本政府大量聘用欧美人到日本任教。1874年，一位名叫梅契年科夫的俄国学者应邀到东京教外语，由他撰写的《回忆明治维新》，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记录了明治初期日本社会的风貌。其中，他对日本当时的社会教育尤其感慨：当时日本的社会教育普遍程度之高令人惊叹，就连车夫、苦力、女佣等底层百姓一有空就看书，尽管那些小册子多是通俗小说之类的读本，但也可见日本社会识字率之高。据他了解，明治前江户城里青少年的就学率达到70-86%，识字率超过50%，而在同时期的欧美工业发达国家，英国的识字率是20-25%，法国是14%，沙皇帝国的首都莫斯科约为20%。日本的识字率遥遥领先。

　　这样的成绩要归功于江户时代民间初等教育机构寺子屋的大规模普及。

　　寺子屋作为一种民间基础教育机构，其历史由来已久。平安时代（8-12世纪）佛教盛行，民间教育基本被寺院垄断。为了普及佛学知识在寺庙里出现了帮助俗家子弟读写的教育机构，叫寺子屋。但当时数量少，而且大多掌握在寺庙或神社里，学习内容以传授简单的读写技能为主。以寺子屋为依托的平民初等教育走入寻常百姓家是江户时代才开始出现的。

　　以往，教育是公卿、贵族、僧侣和上层武士的特权，基本与平民阶层无缘。江户时代幕府治下社会稳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的重要。同时，印刷业的发达也改变了人们的读写方式，各种读物大量印刷大量流布，也使得民间教育的普及成为可能。作为民间基础教育最大的载体，寺子屋成了为平民子弟开设的私塾，而与历史上的“寺子屋”有所不同。江户时代的寺子屋一般由个人开办，也有民间商人或社区居民组织捐资设立的。教师称为“师匠”，由僧侣、神官、武士或社区公务员担任，幕末，还有武家闺秀到寺子屋担任师匠，开了教育史上女教师的先河。

　　与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不同，日本不存在科举进士，每个阶层的身份相对固定，所以教育的出发点着眼于培养能继承家业，学有专长而品行端正的子弟，因此寺子屋的学习内容注重实用性。孩童一般五六岁入学，主要功课是“读”、“写”和“算盘”三项基本技能，这是公共基础课。其后根据他们家庭职业来确定相应课程及教材。如商家子弟的课本是《商卖往来》，教的是商品名称、经商技巧、货币兑换知识之类的内容；农家子弟用《百姓往来》当教材，涉及农业技能、田赋税收、牛马饲养、农村生活的知识；此外，工匠或渔家子弟则用《番匠往来》、《船方往来》等相应的教科书。具备一定学习基础后，这些孩子再修习伦理品行教科书《六谕衍义》和书信写作规范的《消息往来》。据统计，江户时代出版的这类以寺子屋学生为读者的教科书现存的就有七千种之多，可见当时寺子屋教育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