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奢侈之风的矫正：俭约令的实施

江户时代

　　宽政改革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三大改革之一，虽然最终被认为是一场失败的改革，但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措施的俭约令仍然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和影响。长期的奢靡生活习惯虽然没有办法被彻底扼制，但松平定信等人实施俭约令三十多年，对后来江户时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的到来不能说没有任何功劳。

　　在18—19世纪初的日本，为了克服经济和社会的危机，德川幕府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改革。这些改革的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是为了抑制赤字而采取厉行节约的财政政策，并使用思想教育的方式来矫正“奢侈”的社会风尚。对于这些改革的是非成败，后世日本人的评价，有赞誉的，有批判的，不尽相同。但与大海对岸道光皇帝的努力一样，都是为了挽回社会危机所做的努力。

　　武士：从地主变成公务员

　　当然，日本在当时所面临的危机有着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有一些是德川幕府与生俱来的。在1600年“关原之战”和1615年“大阪之战”的腥风血雨中诞生的江户日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由武士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在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两代枭雄的阴影之下隐忍了大半辈子的德川家康，依靠着他在三河、远江以及甲信、关东苦心经营出来的武士团队夺取了日本列岛的天下，开创了延续了263年的德川幕府。随着天下确定，幕府对这些追随主人征战多年的从戎之士论功行赏，同时将他们纳入到了以德川将军家为顶点的身份制度当中。这是一种期望让成百上千个家族世代效忠于将军家的制度设置。此后，随着长期和平的延续，武士们的角色逐渐由披坚执锐的战士转变为从事具体行政事务的官僚。承平之世也逐渐改变了武士们的生态。

　　在中古时代，日本武士团的存在目的就是确保他们祖祖辈辈开发经营下来的领地。日语成语“一所悬命”（意即：领地攸关身家性命）生动地反映出了武士对领土的执著。继承旧例，江户初期麾下的武士，他们的俸禄原本也是直接取自于领地之上的。但随着日本晚期封建制度的确立，加强幕藩体制中央集权的“兵农分离”政策的深入展开，绝大大多数武士都被集中到了城池周围的城下町中居住，直接治理领地的情形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就成了往昔的故事。于是乎，在江户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除了受封的藩主大名之外，无论是作为幕府直属家臣的旗本和御家人，还是隶属于各藩的藩士，真正拥有封地的（称“知行取”）却只限于少数位高者。作为支撑幕藩制国家体制基础的广大中下级武士的薪金都是由大米来换算并支付的（支给禄米的形式，根据武士身份的高低依次为“藏米取”、“现米取”和“扶持取”）。根据江户学学者小川恭一的研究，自17世纪下半叶以降，随着日本社会安定的长期化，在作为幕府中坚力量的旗本中间，除了家禄在500石以上的上级武士还有百分之九十在坚持直接治理自己的领地之外，家禄500石以下旗本拥有领地的数字急剧减少。而这种情况在大小诸藩中也成为了普遍现象。简单地说，武士从自我经营的领主变成了从政府领取工资的公务员。

　　在幕府政治发展的第一个一百年中，日常政务的日益繁杂使得幕府的官僚队伍不断膨胀，最终经由“享保改革”中的机构改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除了身份可以世袭，享有家禄的谱代家臣之外，幕府还根据政务的具体需求，把一些富有才能的平民（出身农、工、商阶层者）拣拔进了官僚队伍，出现了与家禄制度对应的职禄制度。职禄的待遇只在被拣拔者在世的时候给予，他的子孙原则上是无法继承的。尽管如此，这些人对幕府的财政而言，无疑又是一笔额外的开支。不过在17世纪，由于以小农经济和都市流通经济为主轴的日本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加之由幕府直接控制的贵金属矿藏的开采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幕府的财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都能维持盈余。以市井文化的发达为特色的“元禄文化”（注：元禄为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在位后期的年号，年份1688—1703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孕育产生的。与此同时，社会风尚也在迅速地变化着，江户初期门第高贵的女性穿着的“小袖”（亦称振袖）此时成为了一般庶民妇女的日常服饰。普通家庭的饮食习惯从一日两餐变为一日三餐。糖果点心在各地的城市中成为了畅销商品。江户、京都和大阪的茶馆和餐馆的数量激增。“元禄时代”的繁荣得益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但是，商品经济和城市文化的发达，构成其基础的货币经济的脆弱性开始逐渐地影响到了幕府统治的基础。

　　武士的工资是“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