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和明清的都市文化浅论：町人与商人的异同(6)

2017-06-26 12:3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石高制与幕藩领主土地所有制相适应，但是到了德川时代，武士作为常备军的成员被集中到城下町，他们已经丧失了领主的经济地位并趋向官僚化。这时，又称作“知行取”的石高制便与都市生活环境和货币需求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知行取提供的是米，而取得都市生存条件与活动资格的是货币，而且，知行取是固定的，都市生活的需求是无止境的。这实际是反映出代表日本封建文化主体的农耕文化在向都市文化移植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但由于其文化构成中的一些质的规定，如身分制的绝对化，便加剧了这种矛盾的发展。武士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求助于商人，从而陷入对高利贷资本的依赖。尽管幕府统治集团中的有识者曾企图以行政手段加以干预，诸如宽政元年老中松平定信的弃捐令便是其尝试。但是政治权力却难以扭转有着深厚社会基础的文化结构，松平定信也只能在打击札差团伙的同时，扶植另一批特权商人为武士解决都市生活的现实问题。直到明治维新，武士始终没有摆脱对商人在经济上的依赖。

　　在中国，产生于地主阶级的封建官僚几乎都是土地的拥有者，而一旦入仕为官，他们也必然面临适应都市生活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不曾出现官僚群体受制于高利贷金融的现象。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诸如抑商的传统，官僚地主的一体化与土地买卖的自由，官僚经商行为的不被禁止或无法禁止等等。但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官僚制以俸禄制为基础。俸禄制与石高制不同，多由俸银和禄米两部分组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俸禄中，俸银的比例在不断增长。清制为“每银一两，给米一斛”。外官有俸银而无禄米，补给一定的薪银。至雍正以后实行养廉银制度。外官则享有超过其俸银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养廉银，俸禄制更趋向于货币化。因而，俸禄制保证了封建官僚都市生活的基本需求。

　　其三，社会结构的特点。在日本，体现幕藩制文化特征的身分制，是构成其近世封建社会结构的基础，也是其重要特征。身分的划分即士（武士）、农、工、商的等级社会群体的形成，始于日本战国时期（12～15世纪）。这一时期，身分制的内容除武士与文士的差别外，与中国传统的四民社会没有多大差别。然而到了16世纪末，丰臣秀吉颁布身分法，宣布这种以职业进行身分划分的永久性与不变性，身分制便成为日本幕藩制封建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它不仅将四民的职业性划分加以身分的明确界定，结束了以往亦农亦武的身分暧昧与职业流动，而且其按身分居住的准则，使得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更加适应幕藩政体的需要。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是，由于身分制的确立，日本最终完成其历史上的兵农分离过程，而其时又正是城下町发展的时期，所以，身分制不仅为日本封建社会迎来其“都市时代”奠定了基础，而且也对其都市空间的构造与都市社会结构的组合产生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城下町中町人共同体及町役人的出现，应该视为身分制作用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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