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和明清的都市文化浅论：町人与商人的异同(4)

　　札差由起家到致富，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经营禄米的销售。他们在接受武士的委托后，由“札差”代武士到米仓支取禄米，然后运到市场上出售，从中收取3%的手续费，同时还可以获取禄米出售的市场差价。但真正使札差牟得暴利、并由此扼制住武士经济命脉的，是其另一项业务——金融借贷。也就是说，当武士们以当年的禄米所换取的货币不足以供其生活开支时，往往要以第二年或第三年的禄米额作担保或抵押，向札差借贷，年息为20%左右。札差正是通过经营金融业，以高利盘剥的手段，积累起巨额资本。而日趋浮华的都市生活和不断增长的货币需求，以及身分制度的拘牵，又使武士们如同身陷泥潭，无法摆脱札差的金融钳制，导致了普遍的贫困。这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更是不可思议的社会关系定位的错变。而武士的贫困，则意味着幕藩统治基础的瓦解。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德川时代的商人集团中，已经孕育出堪与封建统治阶级相抗衡的经济力量。明清时期，以豪富可与札差相提并论者当为两淮盐商。盐商的发迹，亦赖于封建政府的扶植。中国自汉代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后，盐业便纳入封建政府财政的收支轨道。至清代，盐税居整个封建国家税收的第二位，为田赋的25%。而盐业资本的积累，也正是伴随着盐业的发展、盐课地位的日渐重要而急剧地增长。盐引专商制度所形成的盐业垄断，给盐商带来巨大的利益。据记载，明朝中叶，两淮盐商的资本，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入清以后，“淮盐有挟资千万者，最少变一二百万。”由明到清，其盐业资本的积累增长了十倍。以至于有“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之论。然而，如此称富的两淮盐商在进入嘉道以后很快走向衰落。

　　在封建经济的运作中，构成盐业资本消长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它与封建政府乃至商人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有着直接的关系。事实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关系，除了相互倚寄外，更多的情况下则表现为，“官以商之富而朘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官府将商人视为渔肉对象，可啖之物，而商人们在建立生存原则的前提下，也变成了结交权贵在先、获利居次。清代的官商关系正是这种价值观念的反映。

　　众所周知，清代有所谓“报效”。据《清史稿》记载：“报效之例肇于雍正元年（1723年）芦商捐银十万两。”不言而喻，这是清政府变相勒索商资的一种形式，但由于双方的价值取向所决定，报效之举竟在18世纪中后期的乾隆年间达到高潮。其报效名目越来越多，如水旱灾害、水利河工、战事军需、赈济屯田、庆典南巡等。捐额也愈来愈大，从数万达到数百万。其中，仍以两淮盐商报捐最巨，如1774年（乾隆三十八年）因金川之役，以汪广达为首的盐界巨擘捐银400万两，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因台湾战事起，汪广达等又捐200万。

　　除朝廷的诱捐外，各级封建官僚的勒索更加入骨吸髓。清制，盐官的养廉银出自盐商，巡盐御史五千两，盐运使二千两，此外“有盐道法、有管盐同知、通判、知事、经历、主簿等官，而其下之人役更难悉数，无不月费俸廪，”其数尽取之盐商。两淮盐政尤为苛索，每日取之盐商饮食银两50，幕友之束修、笔墨、纸张等杂费银两70，计日取120两，一年达43800余两。[20]而类似之输给，又绝非止于盐政衙门。官府对盐商的“强索强要”的确达到了“不厌不休”的程度。当然，由于经济运转规律的整体性与连续性，盐商在捐输的同时，会利用官府之庇护，攫取到相当的利益。但比起封建政府的超经济掠夺，商业利润与资本的积累，成入不敷出之势。所以，嘉道以后，盐商们只能“举库帑以借捐输，亏商课以为报效”了，这不仅反映了当时商人财力拮据的状况，而且揭示了明清时商业资本的一般流向，说明在一统文化所形成的专制政治下，商业资本的相当部分成为封建政府财政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