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袁世凯有何关系(4)

2017-06-16 18:04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关于蔡锷离京，袁家普在《蔡公遗事》中说，1915年11月9日，蔡锷曾与袁家普密商，告诉他自己已决定出京，要求袁家普在自己走后，“务宜不动声色，力持镇静”。蔡锷于1915年11月11日出京，19日袁家普追到天津，蔡锷“已于先日乘山东丸赴日矣”。期间，蔡锷有两篇《呈袁世凯文》，先是1915年11月22日，他给袁世凯的呈文说“现在假期已满，病仍未愈”，要求“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袁的批令是：“着给假两月。”几天后，蔡锷又一次呈文给袁世凯说：“惟有移住气候温暖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再图报。”袁世凯批令：“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这两个呈文大概都是蔡锷脱离袁掌握之后寄出的，老谋深算的袁氏表面上不好说什么，只有哑巴吃黄连。从这两个呈文和袁的批令来看，蔡锷离京赴日还是比较从容的。在日本，蔡锷还曾上书袁世凯，“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

袁世凯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并感叹“纵虎出柙”，大有悔意。

1915年12月19日蔡锷辗转到昆明，21日、23日他在给旧部的电文中称“袁氏诡诈阴险”、“袁氏叛逆”。但在宣布独立前的一天(24日)他还给袁世凯一个“最后之忠告”，“痛哭陈词”。此后的宣言、文告中则一律列数袁的罪状，称其为叛逆、“国贼”、“谋杀凶犯”。

当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企图缓和举世汹汹的人心，以继续把持权柄，蔡锷在1916年3月30日给唐等的电文中指出：“其狡猾无耻，实堪痛恨”。他坚决反对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脱下皇袍，还要继续做大总统，他在4月18日给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的复电中严正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要求袁世凯必须退出政治舞台。但他也说，“锷于项城多感知爱，??忠言，盖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此前，他曾表示袁世凯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

“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他之起义反袁，是为保卫民国，是“为时势和良心所迫”，是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情”。他从不否认自己对袁世凯怀有一定的私人感情，但一旦袁氏背叛民国、背叛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帝制自为，蔡锷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对此他毫不后悔，1916年5月16日他在写给潘蕙英的家书中说：“袁世凯已打算退位，不久即罢兵息战矣。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当他出发时，曾抱定必死的决心，他在1月31日的家书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好友石陶钧也回忆他在誓师之时“早有必死之心，愿大家同归于尽”。陶菊隐说，蔡锷在举义前向滇军将校沉痛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其时，是否能打倒袁世凯毫无把握，护国之举从力量对比上看，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护国军入川之际，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