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袁世凯有何关系(3)

袁世凯以优势武力把整个民国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几乎只剩下远在边陲的云、贵等省还没有被北洋军所控制，蔡锷因而深为袁所忌，只有自请离滇。但这只是一种推测，蔡锷辞职离开云南其实并不是在袁的逼迫下，早在1913年6月中旬，他给梁启超的电文里就说：“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并与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回忆：“民国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辞掉回到北京。他辞都督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忙，把官辞掉，于是我们在北京常在一块儿又一年。”还有一个人事关系复杂的原因，蔡锷很难驾驭手下几个云南籍的部将，如李鸿祥等对他就不太服气，使他去意更坚。

1913年10月袁世凯的大总统令说：“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10月7日，蔡锷辞去云南都督，9日动身进京。不过他虽然离开了云南，但他的旧部、他两年来一手训练的滇军还在，在云南依然有潜在的势力。

“槛虎于柙”

蔡锷在北京的两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说是磋商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袁曾对亲信的曹汝霖说过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其中就有“槛虎于柙”之意。

蔡锷也是大智若愚，深恐招袁之忌。在京期间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政见，留下的主要成果就是在经界局的文件，他深知袁氏让他到经界局是敷衍他，但他认为正经界、清田赋也是治国要政，很想有所建树。不过短短半年时间(从1915年1月22日任事到7月22日呈文给袁世凯)就主持编印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大本著作，可见他办事的认真、踏实、细致和严谨。大约也只有这个经界局和政治离得最远，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做点事。

1915年8月以后，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蔡锷韬光养晦，风花雪月，“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一方面却与梁启超，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密商大计。早在这年9月底，远在美国的黄兴有密函劝他设法脱离虎口，起兵讨袁。蔡锷也派专人送了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给黄兴，告诉他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一方面他却在北京逢人就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做出一副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而且对帝制问题“虚于委蛇”、很快表态，留下了一份关于帝制问题的签名书。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列名其后，还有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一共12个将军签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是蔡锷的亲笔，原件至今还保存着。(为此，当蔡锷举义之初，袁氏的统率办事处还责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他的答复是：“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但袁对蔡锷仍是不放心，所以才会暗中搜查他的家，目的是查电报密码本。因蔡事先已有防备，已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梁启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