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袁世凯有何关系(2)

2017-06-16 18:04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到8月4日，战事终于无可挽回地爆发了，江西、南京等地烽烟四起，他仍通电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已近尾声，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如果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届时再以武力对付袁也不迟。他甚至天真地想组织云、贵、川、桂四省联合军驻武汉，“劝令宁、赣罢兵”。

他后来虽然也曾派兵入川，但他一直把这次战事看作“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他是反对内战的，认为“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应该“为国家稍留元气，并以免以暴易暴之讥”。所以他反对袁世凯为北洋军将士授勋，认为那样做无异是“奖励残杀同胞”。

“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黄兴送蔡锷这副对联是在1913年6月，这时“二次革命”已箭在弦上，黄兴派密使约蔡锷一同举兵，蔡锷却劝黄兴不要轻动。据杨思义《蔡锷轶事》回忆，“黄兴派曾任宝靖招讨使的谭心休至滇，约蔡松坡起兵，松坡答曰：‘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谭曰：‘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松坡冷笑曰：‘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讶其言，逼问此是何说?松坡正色曰：‘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谭闻其言，拂袖返沪，面报黄兴，并以此遍告同志。是时我亦在沪，曾亲闻其语。”

蔡锷之所以不同意“二次革命”，反对以武力来解决政治纷争，这在他1913年7月24日给谭延贻的电文中说得比较清楚———“我国自改革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坏。且某国幸灾乐祸，正利用我有内乱，以遂其侵略野心，凡我邦人，正宜戮力同心，以御外侮，……克强、协和此举，未免铤而走险，急不能择。”还有一个原因他自己没有说，梁启超一直有个看法，认为在民国以后他们所面对的主要是两大势力，一是“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一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这是蔡锷所同意的。孙中山等发起“二次革命”，在他们看来就是后一种“乱暴势力”，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这一点蔡锷在1913年10月5日离开云南前夕进步党云南支部的欢送会上演说时说得比较清楚：“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暴烈派之失败，虽以兵力为之，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诚不小。今后进步党之所虑，惟在官僚派耳”。当然他也深知“根深蒂固”的官僚派“最难征伐”。梁启超是进步党的重要党魁，曾公开倡议“军人不党”、退出统一共和党的蔡锷在老师的邀请下同意出任进步党的名誉理事。毫无疑问，没有进步党的支持，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的镇压就不会那么顺手。这是袁氏后来称帝时万万没有想到的。还有一点也是袁想不到的，那就是在“暴烈派”被逐出政治舞台后，梁启超、蔡锷所代表的力量所忧虑的就是袁代表的“官僚派”，他们最后的决裂几乎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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