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尔顿的诗性与失明：强烈的内明如何激发弥尔顿式诗性(4)

　　将先知、诗人、失明这三个概念合在一起，拼写出来的概念就是英文中所谓的vision。Vision在汉语中找不到一个能对应于其多义的词，因为vision既指视力，也指由视力而得的视像，并且进而引申为内心中、非直接得自肉眼的图像。由于这后一种图像常常来自梦境甚至神灵，因此它往往带有一种超自然的色彩。中文和合本圣经一般把这种梦中或内心中得自神灵的图像译为异像。而其所表现的对象既然不是存在于现实的，不是经验的，因而可以说这种异像作为表象是纯粹的表象。同康德所谓纯粹理性多少相对应的，是这种纯粹表象也首先是规范性的，因而也便在实践中具有了一种未来的维度。异像驱使感应了异像的人去在现实中实现它，去依照内心中所得的像塑造现实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它也便是理想。只是同一般的理想相比，异像作为来自神灵的纯粹表象要更具体、更清晰、更栩栩如生、也更强烈。

　　肉眼的视力是与生俱来，但是能够接受异像的内明并非是人人皆备的。而且正如弥尔顿《申辩辞后篇》、《失乐园》等作品中所显示的那样，外视感官的强弱常常不能相应地影响内视的能力与明度。在外视力与内视力之间甚至存在着一种反比的关系：过于强烈的外视力常常会遮蔽甚至褫夺内视力：而像荷马或弥尔顿这样具有强大内视力的诗人却可以是肉眼丧明的。更进一步说，正像前面所引《失乐园》中的诗行所暗示的那样，有时内明是以肉眼的丧明为前提的。后于弥尔顿近一个半世纪的歌德在青年时就曾一度希望自己是盲人，以便能成就自己诗人的使命，其动机也就是看到了丧明与内明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

　　内明的烈度压倒肉眼感性，应该是拥有弥尔顿式诗性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外明与内明的悖立并不一定是诗的唯一条件或状况。耶鲁大学的布卢姆教授在其发表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异像的侣友》一书中把英国诗歌史大致依照诗人的宗教归属分为两个彼此消长的主流，即信仰天主教和英格兰圣公会的为一方，信仰新教包括其种种派别的为另一方。前者包括了约翰·道恩等玄学派诗人、约翰·德莱登、亚历山大·蒲伯、撒母耳·约翰生、霍普金士、托·史·艾略特等；后者则几乎囊括了英国史诗中所有最璀璨的名字：埃德蒙·斯宾塞、弥尔顿、华滋华斯、济慈、雪莱、布莱克等。布鲁姆所谓“异像的友侣”指的就是这后一组诗人。从历史角度讲，18世纪是前一组诗人的世纪，而后一组诗人则多属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浪漫派。但是弥尔顿虽然早出浪漫派近二百年，他身上的一些品质却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浪漫派诗人所承袭，譬如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等等。诗与革命的关系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但是诗的异像与内明乃至宗教的异像与内明倘若简单地转化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其结果往往是《启示录》中所描写的那种末世式的。以艾略特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出于美学、宗教和政治上的原因，在20世纪上半叶就曾十分贬低弥尔顿，也可以说就是源于对外视与内明的关系同弥尔顿有不同的看法。

　　在哲学和宗教意义之外，弥尔顿肉眼的丧明与其强烈的内明仿佛还象征性地比照着他的政治生活和他的诗人事业。而且如果说后者的杰出更显而易见的话，对前者的评估却一直是有争议的。有时对他政治生活的厌恶甚至会影响对他诗歌作品的接受。自称圣公会派兼保皇党的艾略特贬低作为诗人的弥尔顿，除了对宗教和对诗的看法不同之外，政见上的巨大差异也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其实除了像身处清末那个特殊时期的梁启超[8]以及后来以苏联为代表的迷恋革命的人或政治机构之外，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会不加保留地激赏弥尔顿为清教革命鼓噪、我弑君辩护等激进行为。而且从他作为诗人的角度说，倘若不是查理二世复辟（Charles II），迫使弥尔顿离开政坛，他很可能会沉溺于一本又一本撰写拉丁文的政论，任他诗的“禀赋”“闲置不用”。所以，从他在公共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偏执、好战、顽固、过激等方面看，未始不可以说他是盲目的。但是作为诗人弥尔顿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的内明远远超越了他外视力的局限，使得《失乐园》、《复乐园》等巨著远远超越了党派宣传的狭隘，成为真正雄浑、深刻、复杂、博大的史诗。应该说在这弥尔顿这里，外视的缺乏最终为非凡的内明所补偿和赎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