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抗日同盟军的组建(2)

　　1931年春天，冯玉祥通过他的部下李平一，与中共山西省委取得了联系，3月，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来到峪道河，与冯玉祥进行了交谈。4月，冯玉祥派往北平负责与反蒋派别联系的赵彦卿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冯玉祥对赵彦卿说：“我也愿意与共产党合作，请你回北京同吴先生[1]谈谈，欢迎他来峪道河晤面”[2]。

　　1931年8月中共临时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来到北方开辟秘密工作，陈赓委托吴成方创建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中共北方特科)，虽然当时中共仍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影响，在白区要执行“打倒一切”的方针，但陈赓指示吴成方在北方开展工作时，“只要把工作搞起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事，不要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3]。这一指导思想为北方特科以后开展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在吴成方与赵彦卿取得联系后，经过商讨，吴成方决定派肖明和张祝唐到峪道河与冯玉祥进行秘密会晤，肖和张对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做了深入的分析，并与冯玉祥探讨了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双方达成了很多共识，拟订了一份以发动群众运动为主要内容的纲领，这份纲领反映了冯玉祥对于中共的一些主张是认可的。“在中共的影响下，冯玉祥打消了几个月来的苦闷，鼓起了抗日救国的斗志，重新确立并逐渐加深了同共产党合作的思想”[4]。

　　冯玉祥在确立了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后，也积极的做出行动，证明自己与共产党合作的诚意。冯玉祥听说中共上海中央局缺少电台，通讯困难，就主动卖了自己在北京的一所房子，将钱款由赵彦卿经肖明转赠党组织，用于购买电台。另外，冯玉祥还同意共产党在他所创立的汾阳军校中发展党组织。据统计，汾阳军校在三年内发展共产党员百余名，还建立了“汾阳红色图书馆”，并多次派人通过党组织购买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其他政治理论的书籍，如《共产党宣言》 《唯物辩证法》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冯玉祥还多次向汾阳军校的师生宣传有关苏联红军的事情。这些都为汾阳军校的师生日后参与察哈尔抗日提供了思想基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冯玉祥号召各界人士共同努力，抵抗日寇的入侵。应南京政府的邀请，冯玉祥出席了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并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方案，他说：“我们要抗日，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5]由于南京政府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冯玉祥的抗日主张没能被南京政府所接受。

　　会议结束后，冯玉祥来到上海。在此期间，宣侠父等共产党员与冯玉祥进行联系，“同宣侠父谈话后，使我对于拜金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虚伪奸滑者、寡廉鲜耻者，更进一步获得深刻的认识”[6]。可见，经过同宣侠父等人的交谈，冯玉祥的思想又有了进步。

　　1932年1月28日，日寇向上海发动进攻，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行为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赞扬和支持。冯玉祥希望国民党当局能迅速派兵给予十九路支援，但又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最后，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这让冯玉祥彻底失望，他痛斥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决定移居泰山，“努力充实学问，看时局变化如何，再出而报国尔”[7]。

　　1932年3月，冯玉祥来到泰山，又恢复了“隐居生活”。在此期间，上海地下党派李达到泰山给冯玉祥极其研究室讲授列宁主义和唯物史观，进行革命宣传。当时，李达和陈豹隐、邓初民、宋斐如等著名学者、专家、教授“定期为冯玉祥及其研究室讲授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新政治学等课程，不断灌输马列主义，介绍国内外大事”[8]。冯玉祥对于李达等人所讲解的内容也非常感兴趣，听课非常认真，他在回忆这段读书生活时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