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的陕西人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是“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在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由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抗日爱国将领组织成立的一支抗日部队，是中国爱国将领冲破国民党执政当局错误的对日妥协政策，继淞沪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和长城抗战后首次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失地的抗日壮举，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抗日御侮的希望，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光彩夺目的一页。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从成立到失败，历时4个多月。其中有许多陕西籍的共产党人，诸如张慕陶、武止戈、许权中、王霖等，他们都参与了抗日同盟军的筹建以及对日作战，甚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共张家口特委书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委兼总政治部主任张慕陶。张慕陶，原名金印，字信斋，笔名金刃、禁音，化名镜英、马云程、张渊明。1902年生于陕西省旬邑县，1924年秋经魏野畴、张秉仁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冬由魏野畴、吴化之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后担任共青团西安地委委员，协助团地委书记吴化之领导西安地区团的工作，以及反对军阀刘镇华围攻西安城的斗争。1926年11月，冯玉祥将军率五原誓师的部队进军陕西，解西安城围后，党派张慕陶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政治处处长，与冯玉祥、杨虎城、李虎臣、吉鸿昌、孙良诚等将军经常接触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共青团陕甘区委成立后，张慕陶担任宣传委员，特别是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成立后，他当选为省委委员、常委兼团省委书记，参与决策和领导了渭华起义和旬邑起义。1928年6月，张慕陶作为陕西唯一的党员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与了大会主席团的有关工作;同时，他还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少共国际候补中央委员。回国后，于1928年12月至1929年担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北方党的工作。1930年2月，张慕陶被调往上海党中央工作。同年6月，党中央派他前往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总兵委书记，协助长江局书记项英开展工作。后因长江局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张慕陶遭特务追捕，虽身负重伤，但在武汉地下党的掩护下，终于虎口脱险，安全到达上海养伤。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张慕陶竭力反对以王明为首的领导，与曹策、韩连会、袁乃祥等从上海到天津进行宣传鼓动，并组织“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委员会”，动员北方多地党的许多负责人参加，与在上海的罗章龙派不谋而合，遥相呼应，在组织上犯了分裂主义的错误。同年2月，张慕陶继罗章龙、王克全等被王明为首的中央开除党籍后，也被开除出党。紧接着，他与陈原道、吴化之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先后在天津被捕入狱。时隔不久，被解往国民党北平张学良副司令行营军法处。这一年秋，又转押草岚子胡同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由于地下党组织的营救，1932年9月，张慕陶与陈原道、吴化之等人出狱，陈原道恢复了他的党籍。同年11月，张慕陶受中央北方特科的委派，同武止戈、吴化之三人到达张家口，成立中共张家口特委，以特委书记的身份，频繁地来往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孙良诚、高树勋、徐维烈等上层人物之间，积极帮助冯玉祥筹划建立抗日同盟军事宜，深得冯玉祥将军的信赖。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更多的人和爱国将领参加抗日，在张慕陶的领导下，中共张家口特委出版《抗日阵线》报，开展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随后党又派遣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聚集到张家口，为筹建抗日同盟军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1933年5月26日，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张慕陶担任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政治部主任。当时，国民党的《华北日报》报道：“由共产党主持，召开抗日救亡大会，所有标语、传单、口号等，均为共产党政治部所制，当时，以曾任长江各省军事机关共党总书记之张慕陶为主要人物。在此时期，冯对共党之主张唯命是听……”这足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张慕陶领导的总政治部在抗日同盟军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在对冯玉祥领导的同盟军的方针和行军路线上，张慕陶与抗日同盟军成立后组建的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书记柯庆施发生了严重分歧，而柯庆施以张慕陶右倾为名开除了他的党籍，并且从此终结了张慕陶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的政治生涯。但张慕陶为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特别是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和才华，在抗日同盟军的陕西人中仍然是出类拔萃的。即便是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所显现出的人格和风骨，于国人面前也是可圈可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