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下）

　　冯玉样出走与同盟军失败

　　在同盟军进攻多伦前夕(7月3日)，全力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即从江西致电汪精卫，称冯玉祥“为共产荧惑”，“实行赤化组织”，“赤色旗帜日益鲜明”，要求行政院“速筹军事之彻底办法。”[《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月6日，何应钦向南京报告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察哈尔的方案，拟任命庞炳勋为“察哈尔剿匪总司令”，井令庞率领第10军、冯钦哉率领第7军、万福麟率领第119师、徐庭瑶率领第25师、何遂率领第55军一部以及冯占海部，于13日前，分别到下花园、涿鹿、沙城、怀来和独石口、龙关等地集结待命。

　　7月12日，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极力贬低同盟军攻克多伦的壮举，称多伦“非取之日本军队之手，乃取之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9页。] 并决定增派宋哲元、王以哲、傅作义等部入察。至7月底，国民党人察部队已达16个整师，共15万余人，已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准备由庞炳勋指挥，分三路进攻张家口。在何应钦加紧进行攻察部署的同时，日军两个旅及伪军张海鹏部共2万余人，齐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进攻多伦等地。为了增加同盟军的财经困难，国民党政府以贪污罪将曾给冯玉祥捐款接济的朱庆澜调回南京办理交待。蒋军还封锁察省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等地的粮食、弹药接济断绝。

　　在日蒋进逼，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立即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这个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7月17日，国民党西南政委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直言，解此纠纷”，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2～13页。]

　　国民党中委李济深、陈铭枢、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意冥顽，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计，为民族前途计，决取断然处置。”[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4页。]

　　7月24日，天津《民风报》在社评中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认为爱国民众要“行使国家主人翁之天职，锄去此中国之李完用。”即使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人不愿对冯玉祥用兵，宋哲元固不待言，冯钦哉也表示“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庞炳勋虽跃跃欲试，但他的旅长陈春荣却说：“冯先生是抗日的，先不必说别的，就是在人格上也不能打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40、595页。]

　　在各方面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汪精卫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7月，蒋汪发出俭(28日)电，继续对冯玉祥进行造谣诬蔑，并提出最后通牒四项迫其接受：

　　“(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浸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

　　(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

　　(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

　　(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