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慰安妇幸存者的血泪控诉！(2)

　　与此同时，台湾的原性奴隶也向日本方面提出公诉。在妇女救援基金会的工作下，1999年7月以“阿珠”老人为首的9名原日军慰安妇向东京地方法院递状，要求日本政府赔偿和公开谢罪，并向每人赔偿1000万日圆。78岁的阿珠老人原是台北的歌手，17岁时被日本控制的当地区役所“抽签”中选，3天内到基隆港报到，此后被强制送到中国的广东、香港和新加坡、缅甸、越南，被逼为慰安妇达7年之久。战争结束后回到台湾，但一直无法过正常生活，四十多岁才嫁人为小老婆，直到丈夫去世后，才将这段沉痛往事提出。台湾慰安妇的诉讼状厚达一百三十多页，日本8位律师免费义务为这些阿妈打官司。

　　中国政府对90年代初成为热点问题的慰安妇问题给予了相应的关注。

　　1991年，全国人大代表王录生联合其他代表向人大提出了要求日本政府对民间赔偿的议案。1992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又提出了要求日本政府对民间赔偿的议案。是年3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抗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中国驻日本国全权大使杨振亚明确指出：逼使妇女充当慰安妇“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亚洲犯下的可耻罪行之一，有报道说，在中国妇女中也有受害者。我希望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我们在注视这个问题”。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谈到中国民间受害者的赔偿问题时指出：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复杂问题，日本方面应当妥善处理。4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日前夕，在钓鱼台芳菲园回答日本记者关于索赔问题的提问时，再次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和原则，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对于一些战争遗留的问题，我们历来主张应该本着实事求是、严肃对待的原则，通过相互协商，使这些问题得到合情合理妥善解决。”7月4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政府通报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初步调查结果，他们承认，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政府参与了慰安妇的征召和管理。中国外交部立即表明了立场：“无论今后日本采取什么措施，希望日本把中国与韩国同样对待。”同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公开表示：民间赔偿和政府赔偿不是一回事，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通过正常渠道，提出他们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1995年3月，钱其琛外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度明确指出：中国尽管放弃了国家的战争赔偿，但是，并没有放弃民间的赔偿。1996年4月10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慰安妇问题的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团副代表张义山对日军慰安妇问题发表意见时，再次明确指出：“日本政府必须面对历史和现实，他们有责任对这一问题进行切实的解决。”

　　1997年9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会见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时明确指出：“正确认识和对待这段历史是两国面对未来的重要前提。”

　　但是，战后，日本政府先是长期隐瞒其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罪行的事实，后来虽承认有责任，但一直坚持战争的赔偿问题，已在战后的和平友好条约及中日两国间的声明中解决，并声称日本战后没有个人向国家索赔案例，在无法源可寻依的理由下，拒绝一切的国家道歉赔偿。根据国际法，日本政府必须为慰安妇所受的暴行进行个人赔偿。因为，国际法认为，个人也是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及义务的承担者;当一个国家伤害了他国国民时，它也同时伤害了该国民所属的国家，所以日本必须向受到伤害的个人进行赔偿。国际上这种个人向国家索赔的例子并不鲜见。《凡尔赛条约》就规定，个人可以向德国索取赔偿。《海牙条约》的第3条明确使用的是赔偿(Compensation)，而非补偿(Reparation)。在战后日本与亚洲各国签订的和平条约等文件中，并没有禁止个人因日军违反人权或违反人道主义法律受到伤害而提出索赔要求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