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赴日本北海道法庭作证，揭日本强掳虐待中国劳工事件真相(2)

原告律师还质询了“华北劳工协会”成立后对劳工的强制征募手段，主要有：1941年4月5日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签署“关于入满劳工的紧急协议”，开启抓捕劳工之先河；决定华北方面军在历次“扫荡”作战中，进行“猎兔”战——大量抓捕战俘与抗日平民，作为“特殊劳工”优先输入东北。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华北全面实施强征劳工制。主要手段有：强征“地盘育成”劳工，强迫日本“国策”企业周边10公里以内的“爱护村”村民轮流赴企业矿山服劳役；强征“勤劳奉公队”劳工，强迫18—23岁的预备役青年组成“勤劳奉公队”，强行军训并轮流赴企业矿山服劳役；抓“浮浪”（闲散人员）充劳工，在大城市与县城商店、市场、车站、电影院等繁华区抓“浮浪”充劳工；命强行挤垮的非“国策”企业商店员工编成“勤劳报国队”，转赴“国策”企业矿山服劳役；实施“强力行政供出”，1944年8月以后，由日本大东亚省北京使馆下达指令和计划，华北傀儡政权出面，通过省、市、县、村（或旗）行政系统强行摊派和强征劳工等。

此后，原告律师还质询了“华北劳工协会”在塘沽劳工收容所和青岛劳工训练所残害输日华工的情形；战时日本掳往本土的华工只有4万人，而在中国当地强掳奴役华工达上千万人的事实。两位原告律师共质询我6个问题。从下午13：00到15：30，本人回答与翻译耗时两个半小时，之后给法官与被告律师留了一小时质询时间。但他们一个问题都未提，法官就匆匆宣布休庭。据首席原告律师田中贵文说：“我们证据可靠而充分，法官与被告律师无话可说，他们若再问，你会揭示更多，对他们不利。”

总结此次法庭作证，律师团与后援会均认为总体满意顺利。田中律师说：“居老师学识深厚，只一点就能滔滔不绝地陈述。”冈森律师说：“过去参加劳工诉讼就事论事很无力，居老师从历史学角度讲，证据就有力了；所做的研究确实很深、很细。”
 

室兰演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掳日华工近4万人，赴北海道劳动的即占总数的40%！其中，到室兰各码头从事煤铁矿石搬运的华工又占北海道华工总数1/9，他们的死亡率高达30.5%！室兰是华工受残害的重灾区。

5月10日正午，我们到达室兰港。午后，日中友协北海道事务局长和室兰港华工问题研究学者上野志郎，讲述了室兰港华工受难与反抗概况及战后日本友人在此发掘、送还华工遗骨以及建立中国殉难劳工慰灵碑的情形。之后，他们驱车带我参观在室兰各码头建的5个华工工棚遗址，祭扫建于室兰港海边及净光寺的两座中国殉难劳工慰灵碑。

当晚18：30，我应邀在室兰中小企业家会议室演讲。听众是来自北海道各地劳工诉讼后援会代表，共约一二百人，坐满了讲堂。我按田中律师建议，主要讲战时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与政府在中国各日占区强征奴役上千万中国劳工的罪行。

我的讲述与翻译共持续一个半小时，之后又回答了6个提问。在20：30演讲结束时，上野志郎感慨地说：“我过去只知道从中国强征了4万名劳工来日本，听居老师讲方知日本在中国国内还强制奴役了上千万中国劳工，赴日本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且1941年前后强征劳工的手段还不同，很开眼界。”翻译铃木小姐说：“你讲得很好，很高兴能认识你。”三个专程从札幌赶来室兰听讲的北海道大学中国留学生表示：“从未听过如此生动的历史课，希望以后多交流……”一位年轻的日本女士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托铃木小姐致歉，因为他的父亲在中国东北干过坏事。至此，我赴日的两项使命均顺利完成，反映较好。日本友人希望我尽早完成专著《日本对华北劳工统制掠夺史》，从而对劳工诉讼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