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镇远支部领导黔东南抗日救亡斗争史实(2)

　　作为国民党在黔东南的大本营镇远，反共势力极其顽固和嚣张。地方政府的党政要员不仅不组织民众抗日救亡，反而派出大批军警和特务到处抓捕共党分子。为更好地隐蔽自己，寻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田伯萍托熟人关系在镇(远)遵(义)师管区补充团找到一份上士文书的差事。补充团里有一名中尉军需叫谢速航，贵州安顺人，是一九三五年入党的中共党员。经省工委秦天真介绍，田伯萍与谢速航接上了关系。谢的哥哥是补充团团长，在这把保护伞的掩饰下，秘密进行党的各项活动。

　　一九三八年秋，黔东南各县民众抗日救亡热情日益高涨，组织和领导这一爱国主义运动迫在眉睫。在这形势紧急的关键时刻，田伯萍、谢速航和新党员陈法轼三人，断然决定成立中共镇远地下党支部。这一重要决定得到省工委的同意和批准。一个漆黑朦胧、冷风萧瑟的秋夜，他们三人在僻静清幽的卫城杨柳湾的一条木船的竹蓬里，召开仪式简短的支部成立会，选举田伯萍任支部书记，谢速航、陈法轼任支委，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从此在镇远诞生了黔东南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成为直属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的黔东南中心支部。它一直遵照上级党的指示，坚定不移地领导着黔东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达近三年之久。

　　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地下斗争

　　镇远地下党支部在危境中建立起来，但不能公开出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只能采取极其隐蔽、巧妙的办法进行地下斗争。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时刻准备付出代价，乃至鲜血和生命。这一点，田伯萍、谢速航、陈法轼三人心里十分清楚。田伯萍深知，党的地下工作必须要有秘密活动场所。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0年期间，地下党主要活动场所是卫城西门街的周公馆。这幢宽大雅致的四合院是民国初期国民党外交官周瑛的私宅。因其后人都在外做事，这宅子租给了一位叫宋颖珍的中年妇女，专供求学于镇远师范的党员女儿陈学、弟弟宋大鸣和十几名学生食宿。她端庄贤良，热情大方，人称“巧姑姑”或“巧姐姐”。她同情支持田伯萍等人的革命行动，同意把周公馆作为地下党秘密活动地点。党支部每次在她家里开会、研究工作、刻印刊物、交接情报，她都要拿着针线活、吸着水烟壶在大门外站岗放哨，仔细观察动静。有一天深夜，国民党一伙特务、警察突然闯进周公馆。翻箱捣柜地搜查几间屋子。“巧姑姑”眼疾手快、机智敏捷地将地下党的刊物、文件和传单藏在屋后的鸡圈底下。敌人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滚出了周公馆。党的秘密没有暴露，支部仍继续在这里活动，但地下斗争行动更需谨慎、更加艰难。

　　镇远府城三牌(现名兴隆街)邮电局旁有一家书店叫新光书店。店主熊岳柏是长沙逃亡至镇远的师范学校学生。他是一位爱国热血青年。为宣传进步书刊，他辍学开了这家书店。在田伯萍、陈法轼的关心支持下，他从上海进步文化领导人郑易里主持的“读书出版社”购进许多有影响的革命书籍。如《资本论》、《鲁迅全集》、《灭亡》、《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及宣传抗日的理论、文艺读物等，同时从重庆运来民众期盼的《新华日报》，夺取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在镇远的大部分市场。地下党几位负责人经常到书店碰头开会，互通情报，并商定在师范学生中成立“读书研究会”(简称读书会);研究如何让更多的人看到进步书报，以唤醒民众尽快投身抗日救亡洪流。国民党镇远当局对书店销售煽动性赤色禁书十分恼怒，多次派特务到书店制造事端，进行捣乱，强行搜走大批进步书籍，并当众销毁。地下党针锋相对，迅速组织学生和民众到专署门口示威，强烈抗议当局破坏书店、烧毁书籍的恶劣行径。书店经营一年后，熊岳柏应郑易里邀请，赴香港创办新书店，将新光书店转交给叔父熊兆祥继续经营。此后，田伯萍、陈法轼仍常去书店帮助工作。一天午后，国民党镇远当局派警察突然闯进书店，以“私通共党”、“宣传赤化”为由，查封了书店，逮捕了熊兆祥，将其关进镇远监狱严刑拷打，威逼他招出地下党人员及行动计划。这位坚强的革命老人始终没有开口，不久便把他押送到贵阳继续囚禁审讯。危难之时，田伯萍领导的镇远地下党没有被暴露。地下党人在深感欣慰的同时，也对申明大义、刚毅不屈的熊兆祥老人深表崇敬和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