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国共合办首届抗日游击干训班揭密(2)

　　对于游干班的学习生活制度，中共代表团的成员都模范地遵守。譬如早上和学员们一同参加出操，白天参加讲课和训练，晚上进行备课和工作总结。有时，教官带领学员们到野外活动或做民运工作，每到一处，总要帮助群众打扫卫生，借了东西一定送还，损坏了的照价赔偿。

　　中共代表团驻在南岳近郊一个叫桔盈圃的地方，房子周围有很多桔子树，还有鱼塘。可是，他们从不乱摘一个桔子吃，就连树上掉下来的，也主动地交给桔树的主人。附近鱼塘中的鱼，他们也从不去钓一条。开始，当地群众对他们的“反常”行为感到奇怪，后来晓得他们是延安派来的，才欣喜地说“共产党与国民党就是不一样”，“共产党就是比国民党好”。

　　在游干班，听共产党教官理论联系实际讲授游击战略战术课是最吸引人，整个课堂时常形成一个盛况空前的局面。

　　1939年4月18日和19日晚上，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长江局副书记兼统战部长、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在游干班作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他从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讲起，将中日双方政略和战略演变，其发展、前途和特点，作了深刻的分析与阐述，并用新四军对日军作战的实例，说明如何以弱胜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道理，深受学员的喜爱。许多学员听了两晚，还嫌不足，下课之后，仍围着周恩来问个不停。

　　曾任红军学校校长、并参加创办过黄埔军校的叶剑英，教学经验丰富，讲授技术高超，每次讲课，都使学员听得入迷，甚至忘记了下课时间。有一次，他讲游击战略战术问题，不仅全班学员踊跃参加听课，而且引来了附近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就连数百里之遥的长沙、湘潭等驻地军中的一些高级将领和中下级军官，也专程赶来聆听。由于听课的人太多，有时高达两三千人，原来的课堂容不下，只好临时改在附近一个广场上讲。当地的一些老僧人回忆说，当时听课的盛况，胜过八月初一南岳圣帝生日的庙会。

　　叶剑英生活朴素，通常身穿一套褪了色的旧军装，脚穿一双长统马靴。讲课时，并不瞧着教材念，而往往是把讲稿放在讲桌上。有时为了加重语气，表达盛情，喜欢用手比划各种姿势。有一次，他讲军民关系，说它就象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儿离不开水，军队离不开人民。我们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更要依靠人民，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民。讲到这里，他把右手从上向下一压，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汤恩伯在一次学员大会上曾说：“过去(指十年内战时期)我们打他们(用手指着叶剑英)，为什么老打不过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同民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他们紧紧依靠民众，我们自然打不过他们咯!”

　　南岳游干班开办初期由于双方成员接触不多，由于中共工作人员严于律己，处处以团结为重，因此，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

　　后来，随着国民党五中全会所确定的“溶共、防共、限共”方针以及后来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精神的贯彻，游干班的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国共两党不断出现一些摩擦和斗争。

　　1939年3月12日，南岳地区召开孙中山逝世纪念大会，游干班的学员和教官都参加了。会上，国民党衡山县党部的代表在讲话中，大肆宣扬只有国民党可以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在场的进步人士听了都很气愤。轮到叶剑英讲话了，他不慌不忙，既坚定又含蓄地驳斥说：本人很赞成在现阶段实行三民主义，但应该实行的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新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一席话讲得那位国民党发言人面红耳赤，在大庭广众之下，又不好发作，只得闷闷不乐，怏怏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