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揭秘晋察冀边区的减租减息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情况下，为团结各阶级一致抗日所实行的一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最早在华北敌后创建的一块面积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其范围主要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五省各一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

　　一、减租减息运动的历史背景

　　抗战以前，晋察冀边区的土地关系极不合理，土地在相当程度上集中于地主和富农手中。封建地租与高利贷剥削十分残酷，严重束缚了边区生产力的发展。根据对太行区赞皇、元氏、临城、邢台、潞城、林县、涉县等22个县159个村的调查，抗战前各阶层的总户数及所占有土地的比例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占总户数2.8%的地主(包括经营地主)占有土地总数的26.3%，加上富农所占土地则达到49.7%。在晋察冀一带，抗战前地权的集中程度相当高，挂所谓“千顷牌”的大地主绝不是凤毛麟角。不仅土地数量集中，而且大部分肥沃的土地也都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以太行区的赞皇、昔阳、平顺三县的四个村为例，各阶层对好地的占有分别为：地主40%，富农20%，中农15%，贫农12%，其他13%。再如，太行区的临城，其所辖六个村的基本情况是：上等地60-70%为地主、富农所有，中农占25%，贫农仅占5%。

　　众所周知，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体现着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就地租形式而言，当时边区的地租主要有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劳役地租三种。在晋察冀边区，实物地租占据着统治地位;平汉铁路沿线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则主要采用货币地租的形式，一般都是未种地前先交租;劳役地租流行在晋东北及雁北。无论哪种地租形式，租额都相当高，一般占收获量的50%-70%。如在晋东、晋西、冀西、漳北等地，抗战前地租率最高达到收获物的72%，最低的也不会低于40%，平均则为54%。除正租外，农民还要忍受“背租”、“杂租”、“小租”等额外剥削。

　　高利贷是另外一种剥削形式。由于贫困所致，广大农民即使维持基本生活都捉襟见肘，一旦遇有生、老、病、死等紧急情况，只有依靠举债而别无其他选择，因此借贷是边区存在的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据统计，当时武安的沙洛村负债户数为95%，磁县的索井村为80%，涉县的四个村为60%。可以说，在大多数地区，有平均2/3以上的户数负债;其借贷利率之高，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据晋、冀、鲁三省统计，借贷利率为2-4分的占到了73.5%。而且高利贷剥削的花样层出不穷，名目不胜枚举，既有“利上加利”，也有“探头息”，还有“月银”，更有“听涨不听落”的“借粮还钱”等等。在高利贷的残酷剥削下，贫苦农民因债台高筑而丧失土地的比比皆是、数不胜数。

　　从整体来看，当时边区面临的严酷形势是，侵华日军的烧杀掳掠、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地主阶级的长期压榨、流氓土匪的横行乡里和连年发生的水旱虫灾，广大农民的生活难乎为继。在此情况下，如果不削弱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封建剥削，改善广大农民的经济地位，千百万贫苦农民就不可能响应抗战、发展生产的号召，武装斗争无法坚持，根据地无法巩固。因此，广泛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妥善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成为晋察冀根据地建设与发展的重之中重。

　　二、减租减息的发展过程

　　晋察冀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历经迂回曲折的斗争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试行阶段(1937年10月—1939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