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幸存者的痛苦回忆

　　我叫李朝荣，1927年农历腊月初二出生，祖祖辈辈生活在重庆，大概有十多代了吧。1939年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国民党陪都重庆时我才十二岁。说来也怪，六十年过去了，我也亲身经历了不少的事儿，可年龄一大，好多事都忘得差不多啦，只有那次大轰炸的惨状却咋都忘不了。你说叫我咋个忘呢?轰炸中，我的父母没了，兄弟没了，家也没了，自己也是绝处逢生，从尸体堆里捡了条命出来。

　　我家当时就住在重庆十八梯双桅子巷的一大间木瓦平房里。记得房子是祖上留下来的，大间里隔成三间，里面两间住人，外面一间是灶房和吃饭的地方。父亲李树森，才三十多岁。当时，十八梯一带没有自来水，大户人家在小院里挖井，一般的贫民百姓都吃长江水。这样，我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就靠父亲给别人挑水换钱养家糊口。母亲李胥氏，常年在十八梯当铺里给别人缝衣服挣点钱补贴家里。那个时候生活虽然贫穷，但毕竟有一家人，活路忙完后，也还有说有笑的。我和弟弟都很巴贴父母，他们再苦再累，一天下来总要一边一个抱抱我们，不过兄弟那会儿才四岁多，抱得要多些。

　　1938年开春那阵，就听说日本人的飞机要来炸重庆，但不知咋回事，话传得凶得很，飞机却一直没来。就在日本人轰炸并占领上海、南京后，重庆方面也就真的一天比一天慌起来了。保甲长挨家挨户筹钱准备挖防空洞。每户平摊一块钱，家境好一点的给两块、三块，实在太穷的就免了(当时一个劳动力干一个月也就两块钱左右)。随后又成立了防护团，属于民间组织。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加上缺乏物资、经费、技术和人力，所挖的防空洞和防空壕很少，根本无法满足广大市民的需要。当时最大的防空洞要算十八梯旁边的观音岩洞。那时要进防空洞，每人要交10块钱办“防空证”。只有少数有钱人家才交得起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平民百姓都买不起“防空证”。

　　那个时候，倒是防护团发挥了重要作用。参加防护团很简单，只要有力气，年龄在16-30岁之间就可以报名。我认识一个防护团的，是我们十八梯一个开草药铺家的儿子，叫傅二娃，16岁。我们小时候就常在一起耍。关系非常好。他比我大一些，常常在娃娃们吵嘴打架时护着我。傅二娃参加防护团后，穿上了灰制服，很神气。防护团的总部设在当时的夫子祠，整天听训话、练动员疏散和伤员救护。

　　为预防空袭，防护团和国民党的防空部队在许多制高点都搭起一个架子，上面套上几根绳，每根绳上挂个灯笼，有红色和绿色两种，直径有1米多。当日本飞机向这方飞来，预袭警报拉响时，架子上就挂出一个红灯笼。当空袭警报拉响时，就挂出两个红灯笼。当紧急警报拉响时，就挂出三个红灯笼，当日本飞机飞到重庆市区上空时，三个红灯笼同时被放下，日本飞机的炸弹也就几乎同时往下掉了。如遇空袭警报解除或两次轰炸的间隙，架子上就会挂出一个绿灯笼，意思是人们可从防空洞出来透透气，休息一会儿。当时市中区的较场口、枇杷山、鹅岭，南岸的黄桷丫、洋石灰厂等地都有这种架子。

　　国民党的防空部队，在山头布置了不少的机枪钢炮，就是打不下日本人的飞机。5月3日那天天气很好，日本鬼子的飞机是说来就来，从预袭警报拉响到三个红灯笼挂出，大概也就十多分钟。以前的轰炸，我们一家人和邻居差不多都躲过了，可这次却再也没躲过，死的死，伤的伤，整个十八梯成了一片焦土、一片火海，到处都是尸体。

　　你们看我这后颈项上的疤就是那次轰炸留下的。我今年七十多了，“大轰炸”离今天差不多整整一个甲子年，它留给我的不仅是伤痛，而且是对日本强盗刻骨铭心的仇恨!我顺着十八梯往较场口方向爬，在石梯上到处都是尸体和残肢……防空洞门口，那尸体堆起了两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