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与作用(2)

　　皖南事变后，日伪加强了对苏南地区的“扫荡”和清乡，试图清除抗日武装。1941年1月中旬，日伪7000余兵力袭击苏南的镇江、句容等地。1941年6月初，日伪发动第一期清乡运动，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卖国头子亲自赶赴前线视察清乡运动。1941年7月，日军两个师团，伪军6个师，近6万兵力，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围攻苏常太地区的新四军第六师①第十八旅[3]p212。不久日军在伪军的协助下对江阴、无锡、武进、丹阳等地进行政治清乡和军事清乡。同年11月底，日伪派出3000余兵力突袭第十六旅旅部和苏南党政领导机关驻地溧阳塘马村。中共领导新四军积极与日伪战斗，从组建起至1942年1月，在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第六师就发动大小战斗200余次[3]p190。1944年，为促进抗战胜利的到来，新四军第六师等武装攻克新桥、漆桥、金坛社头、泗安、周城、南渡等日伪据点。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四军在群众的支持下，坚决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展开攻势，解放了溧阳、金坛、溧水、南汇、安吉、广德等县城和广大的农村地区，俘获众多日伪军，缴获大批的武器弹药。从韦岗战斗至抗日战争胜利，苏南的新四军对日伪发动大小战斗千余次，屡破敌人的突袭和“扫荡”，消灭大批日伪军，威胁占据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上的敌人，捆住敌人的手脚。新四军和江南抗日民众“一次又一次摧毁了伪政府，伪军，大民会，新民会”[5]p196，破坏敌人统治的基础，苏南的军民牵制日伪10余万兵力，制约了日伪的侵略行动。

　　经济上，苏南根据地破坏日伪生存的经济基础。苏南地处沪宁杭地区，水陆交通便捷，文化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环境较好。在新四军控制的区域，不少田主、债主居住在日伪控制的据点及城市，他们在农民秋收后要求收回本息，另外一些债主对因之前战时环境下未收回的本息也要一次性收回。苏南地区是沦陷较早的地区，农业经济遭到不小的破坏，农民认为应该延迟付本还息。新四军了解农民的境况后，以驻军的身份进行调解，规定：卖国求荣的汉奸等不准向农民收取租息;已归附日伪但能够觉悟反抗日伪的田主及债主，租息由双方共同商讨;在抗战的时局下考虑农民和田主的利益，实行减租减息。新四军的行动因地制宜地维护了农民的利益，调动了其抗战积极性。1940年4月，中共苏皖区委明确实行民生主义的政策，为反对日伪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破坏，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人的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救济失业工人[3]p117。1942年3月5日，苏南根据地公布《苏南行政区处理土地问题暂行条例》，规定“出租人不得预收地租，并不得收取押租。其已预收地租或收取押租者，须一律亟还承租人，并照一分半计息”[3]p224。党和新四军在根据地采取一系列的政策节省民力，调动民众抗日积极性，与伪政权争夺税源，破坏了日伪生存的经济基础。

　　2.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平台。苏南抗日根据地在全国战局中具有重要地位，为阻滞日军进攻国民党友军发挥重要的作用。当先遣支队、一支队等进入苏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时，项英就提出“开展胜利的游击战来配合各方执行保卫武汉的任务”[3]p21。苏南的新四军在日伪控制的核心地带镇江、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附近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日伪很大一部分兵力陷入苏南斗争的泥潭，减小了国民党军因日军沿着浙赣线西进的压力，也减缓日军沿着津浦线对友军的进攻，苏南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发挥了其自身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