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征夫：清乡“运动”与我所经历的苏南反清乡斗争(3)

　　第三，在经济上日伪妄想通过清乡，对长江中下游这个中国之最富庶地区的资源，进行进一步的搜括和掠夺。日伪颁布了《清乡地区物资统制及运输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了一系列的横征暴敛的捐税措施，穷凶极恶地搜刮这一地区的丰富资源，把清乡区大量粮食、棉花、布匹作为其军需品，以缓解侵略军供给的困难。日军妄想利用其清乡区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实现其“以战养战”，达到苟延残喘的目的。当时清乡区人民，遭受日伪苛捐杂税，敲诈勒索，生活非常艰难，他们把“清乡”称之为“清箱”。

　　此外，日伪清乡在文化上也进行奴化教育。鼓吹“中日提携，共存共荣”，妄图欺骗麻醉人民，供其驱使。

　　以上就是所谓的“清乡运动”。

　　下面谈一下我所经历的“苏南反清乡斗争”

　　1943年我是丹阳县政府的秘书，日本鬼子在苏南茅山“清乡”以后，原来的县长调走，组织上把我这个一介书生留下来坚持斗争。我是共产党员，就要服从命令。地点在丹阳的延陵中心区，离丹阳15公里，20多万人口。我任区长并兼任武工队队长。当时我们只有7个人、2支半枪。我有一支驳壳枪;我的副区长兼武工队副队长朱祖武也同样有一支;这个半支枪是指区的军事股长张国荣有支土造的短枪，只能一发一发地打，不能连发。在主力部队撤出延陵地区后，整个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在我们延陵区周围敌人建有“梅花桩”式的据点12个，敌人有2000多人。我们年纪都很轻，我只有23岁，军事斗争经验也不丰富。地委书记汪大铭对我说：你们的任务是“三反”，就是反投降、反特工、反封锁，不要和敌人硬拼啊。

　　清乡开始，来势非常凶猛。这个地方离南京很近，是敌人的心腹地区，敌人十分疯狂，一定要把我们剿灭掉。1943年1月5日和2月23日，敌人出动3000多人进行大扫荡。对大扫荡我们有办法对付，就是你到东、我到西;你到南、我到北，他就扑空了。接下来3月份是清剿，这比大扫荡还厉害。清剿就是几个据点的敌人同时出动，把一些村子包围起来，一家一户搜查。他们知道我们大部队已经走了，也知道武工队长是范征夫，还出了布告，能够抓到我的，赏十万伪币;我们一个战士投降给5千伪币。如果老百姓掩护我们被查到的话，庄子就要烧掉，还要杀人。我们好几次被鬼子包围在村子里，靠群众掩护才脱险。有一段时期我们7个人吃也吃不上，觉也睡不上了，老百姓家里又不能去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到哪个村上，敌人就来，他们就烧老百姓的房子和杀人。有一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位叫顾腊根的乡干部就是为了掩护我们被敌人抓去了，被吊起来打，要他交代武工队的下落，但他宁死不屈，最后被活活打死。1943年的3、4月份，那段时间我们非常艰苦，我们开了个党小组会，7个人中只有4个党员。我们做出了三条决定：第一是不进村庄;第二是不住民房;第三是不吃民食。我们就住在破庙里头，住在坟山堆里，还有芦苇荡里，就是河里长芦苇的地方，下面是水，我们把头伸在上面。这时候我们真是饥寒交迫，老百姓看到了我们这么危险，看到我们这些人骨瘦如柴，他们心里也难过。老百姓就动脑子、想办法，老百姓的智慧是很多的。他们采取祭祖宗、祭土地老爷的办法，白天带点小馒头、带点糕，去上香祭土地老爷，实际是给我们吃的。再放几条破棉絮在那里，给我们夜里御寒。老百姓这样来帮助我们，我们是非常感动，感到老百姓真是我们的亲生父母啊，所以我一辈子对鱼水深情从未体会得这么深，如果没有老百姓，我们不被敌人打死，也会冻死、饿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在延陵地区，我们共产党的两面旗帜不能倒。第一是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倒，如果我们走了，这里就没有共产党了。第二是新四军的旗帜不能倒。我们这7个人代表着二面旗帜，凭什么力量来支撑我们呢?我听老红军讲过，红军长征以后，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是如何的艰苦，敌人是怎么封锁，靠的是对党的信念，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当时我们对形势分析，认为这是黎明前的黑暗，鬼子是垂死挣扎、最后一搏，它的时间是不会很长的。我们咬紧牙关，坚持斗争，渡过黑暗，黎明就来了，我们就胜利了。地委书记也曾给我讲过，你们实在坚持不住就到南京城外的江宁县一个药铺来找党。我当时想，如果撤退出来还算共产党员吗，我们要坚决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