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北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创建者张祺(3)

祖父到上海时，在互济总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张祺调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分局，任宣传部科长，与党的理论家杨献珍在一起，杨是党小组长。张、杨两人私交甚笃。祖父逝世后，杨献珍长子杨兴参加了追悼会。

1929年3月，祖母杜风仙携伯父张本晏、小姑张振华到上海找祖父。在上海，祖父把他们母子安顿下来后，又没日没夜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了。

1930年1月，为了团结进步知识分子宣传和声援革命，董维键与鲁迅、胡愈之、潘汉年、郁达夫、田汉等人发起成立“自由大同盟”，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使他们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张祺参加了“自由大同盟”，因而结识了鲁迅、潘汉年等人。

1930年5月，在上海法租界寓所，祖父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祖父被关在南京监狱，度过了一年多的铁窗生活，1931年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从1931年起，祖父一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分局及中央临时分局工作，代理中央临时分局秘书长。这时，祖母生下了小叔叔张本爱，祖母见祖父工作太忙，不愿拖累他，于1935年春携三个子女返回桃源老家。

  三

1937年，党派祖父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分局工作。1938年，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一直到1940年。与张唯一一道受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直接领导。张唯一专搞情报，祖父则负责文秘工作。

祖父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办事干练，为人随和。董必武是忠厚长者，办事认真，一丝不苟。有一次，因为一些文件没有及时处理，董必武十分委婉地说：“张祺同志，我们的工作头绪多，繁忙，再忙，也要及时处理，不能贻误工作啊。”

四

1940年10月，祖父被党派到昆明，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祖父的公开身份是西南联大西语系教授。同乡、历史学家翦伯赞时任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

抗战胜利后，祖父在昆明积极参与组织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在西南联大，经常组织学生开办演讲会、辩论会，在教师和学生中组织“反内战民主联合会”。先是被学校当局规劝、警告。尔后，他的活动引起云南当局的注意，一再责令西南联大解聘张祺。联大师生强烈呼吁，请愿，不准解聘。后来，校方迫于无奈，只得与当局斡旋，风波不了了之。

解放战争时期，祖父在云南组织策反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成立云南人民自卫军。这时，他辞去了教职，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与原云南省委副书记刘树生、原昆明军区司令员张至秀、原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等人由相识到相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五

1954年起，祖父到外贸部工作。十年动乱期间，祖父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关进地下室达三个月之久，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但他始终坚信党，坚持原则，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82年，82岁的祖父终于迎来了他的政治生命的又一个春天，外贸部党组通知：“我部张祺同志于1982年4月13日被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其党籍，党龄从1926年算起。”

一个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战士，一个大学教授，一个在三十年代就在党的中央分局任过“秘书长”的老同志，建国后仍然只是个“秘书”。祖父是否有失落感呢？我们不知道。1983年，祖父被批准离休（享受副部长级医疗待遇）时，已逾83岁高龄。我们在北京建内立志巷10号的寓所去探望他。这是一栋老式的四合院。那天天气很好，老人家正坐在天井里晒太阳。老人家精神很好，脸色红润，耳聪目明，对往事还记得很清楚。我们问起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当过一些什么官。他笑而不答。他很喜欢听老家农村的话题，他嗬嗬地笑着说：“畲田张家湾，我还有田哟。”张文英开玩笑地说：“爷爷，你干了一辈子，又没当个大官，亏不亏哟。”面对孙女的笑话，老人家一点不生气，嗬嗬地笑起来，说：“当年北大校长蔡元培说过，不当大官，但要干大事。我就很欣赏这句话。当然，我是既没有当大官，也没有干大事哟。”接着，老人家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赶上好时候了，要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教育好子女，做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不当大官，要干大事”这句话，不正是祖父一生的真实写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