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2)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终以和平手段解决，国内和平初步实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努力促进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使抗日运动走向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谈到，“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2]只有实行国内民主，“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3]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以及和平民主运动的战略策略，为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思想，规定了明确的目标，又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抗日战争初期，山西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局面，为晋绥抗日民主政治运动发展提供有了有力的社会条件。1936年秋，正当华北危机，绥东告急之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口号的感召下，在全国抗日高潮与山西中共地下党和左派青年的推动下，提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并于1936年9月成立了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以牺盟会为核心，动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展牺盟会员，组织成立牺盟会地方组织，建立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同时，还不失时机地改造地方政权，全省三分之二的县政权的领导职务由牺盟会的共产党员干部担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于9月成立了统一战线组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站动总会)。国民党左派爱国将领任续范亭战动总会主任委员，共产党方面有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任委员。晋绥根据地各地区都组织建立了各级战地动员会。各级战地动员会宣传抗日，组织、武装群众，培养干部，开展游击战争，积极创造根据地，巩固抗日政权，造就了根据地声势壮大的抗日运动新局面。牺盟会和战动总会等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的建立，山西抗日运动新局面的出现，使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得以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环境中深入的发展。

　　晋绥抗日根据地地域广阔，晋西北则为中北区域。辛亥革命以后，民主政治思想在晋西北地区广为传播，在人民群众中蕴含了反抗封建专制统治，争取民主权利的进步思想。在晋绥抗日根据地首府兴县，则出现了牛友兰、刘少白等宣传民主主义，积极支持抗日运动，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进步人士。牛友兰于1906年入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期间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刘少白为清末贡生，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律科。辛亥革命后，他们在兴县创办新式学校，宣传三民主义思想，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进步思想的革命人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全力支持抗日事业，在晋西北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晋西北地区仍然是封建、半封建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商品经济不发达，小手工业微不足道。以封建地租剥削为主要特征的封建剥削关系在社会生产中起着支配作用。占总人口不足10%的地主、富农占有近30%的土地;占总人口3%多的中农，占有40%多的土地;而占总人口近50%的贫农只占有20%多的土地。商人、小手工业者也占有部分土地。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有着紧密联系的官僚阶层操纵把持着各级地方政权，劳动群众处于封建剥削和统治阶级的压迫之下。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局势下，晋西北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各种政治力量逐步分化。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士绅，社会上层人士痛感国家落后，时政腐败，有着革新旧制度的强烈愿望;争取民主政治权利，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因此，适应晋西北地区社会政治力量的变化趋势，实现民主政治，成为创建抗日根据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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