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坤：我的“抗战八年”(6)

　　旧历年刚过不久，一天被抽壮丁抽去的佃户吴三突然回来了。我就去问吴三怎么抽去的，怎么受训的，怎么开到前线的。吴三告诉我：“我大概是旧历九月间被抽走的，先到县里住了几天，一个人发了套军装，就编队送到专区的寿州，在寿州分班、分排、分连训练，我没名字，给我起了个名字，现在又忘了。在寿州训了一个多月，就发枪，也练过实弹射击;不久就开到南京前线。”我问他到南京什么地方，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过江后没多久就跟日本交火了。后来就从南京撤了，哪儿是撤，都是自顾自逃命，我推了一截子木头到江里，抱着木头慢慢漂到江北的崖上，碰着了好人，给我烤干衣服，又给我饭吃。我不敢在江边多待，一路要饭回到霍邱。还好，我到一处，只要说是从南京败下来的，都给饭吃，有的还给钱、给衣服。”我问他：“过江逃命的人多不多?”他说：“多，满江的人，像鸭子一样，日本人在崖上也开机关枪打，江里也死了不少人。我总算命大，没打着我，漂到了江北，跑回家啦。”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家

　　很长一段时间学校都没有开学，我只好在家写写字，看看书，看完了一部《隋唐演义》。听说第五战区青年军团正在阜阳招考学员，敬乾和敬泰都去应考了，我因为头部碰伤未愈没有去。敬乾回来说，族叔祖寿田捎信给我们：颍州中学开学了，还招插班生。第二天我即和悦之叔一起到阜阳去考插班的初中一年级。考试过后，苏家祥校长照旧对每一个同学口试，轮到我时说：“去年，你不是考得很好吗?怎么没考取?”我说：“算术不好，复试给复掉了。”

　　这样，我就插班进入安徽省立颍州中学初中部。前些年，有位颍州中学的老同学还和我开玩笑：“你是颍州中学的副牌生。”

　　哪里知道刚念了两个多月，到1938年的5月17日，徐州就失守了。

　　这时，台儿庄和徐州会战正在进行，阜阳已是濒临前线，公路上整日都是车呀、人呀繁忙得很，经常有日本的飞机飞过来，往公路上扔炸弹和机枪扫射。有一次，日机在颍中附近的农村投弹，把一个人的大腿炸得飞到了树上。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五月二十二日，我们正在吃中饭，学校通知，饭后不要动，苏校长有重要讲话。一会儿苏校长来了说：“上午，我同颍州师范的王校长去见李宗仁司令长官⑤(这时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李长官同意颍州中学、颍州师范和颍州女中省立三校迁校河南潢川(当时五战区司令部也由徐州撤到潢川)。明天早晨3点钟起床，4点钟出发。”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们的思想毫无准备呀。当晚，我们也无心吃饭，把行李捆成捆儿，送到停在颍河的船上。一些学生不愿跟着学校走，就回家了。

　　第二天5月23号凌晨4点钟，月亮还很高，童子军教官站在校门口，要我们每人拿一根童子军棍，说现在可以拄着走，遇见野狗可以防身，我们每人都拿了一根，走出校门。这时麦子快要成熟了，曙光还没露出来，广阔的淮北平原显得异常安静，我们无声地走着，走着走着，远处有个同学轻轻唱了起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们也跟着他一起唱，越唱越伤心。真是流着眼泪离开故乡的。

　　天亮的时候，我们已经从田间小路走上了公路。路上都是从徐州撤下来⑥的军队，有装满器材弹药的汽车，有骡子拉的炮车，炮车上坐了许多炮手。走了40里路，到了一个叫四十里铺的小镇。我听到天空上有轰轰的声音，抬头一看：“有飞机!”我高叫，别的同学也叫，大家一下子都散到路旁的麦田里。我数了数，共有九架。飞机顺着公路呼呼地从我们头上飞过去，飞到阜阳时扔下炸弹，离四十多里路能看到阜阳那边火光冲天。后来我们到了湘西永绥，苏校长的“跟班”李春晓告诉我们说：“有汉奸向日本人报密，说李宗仁正在阜阳指挥徐州的大军西撤。炸弹是冲着李宗仁去的，投了二百多枚。那天李宗仁确实在阜阳，正在颍中高中部楼上和苏校长谈话，是我给他们拿烟倒茶的。只是咱们高中部在城外，周围都是树，飞机没有发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