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坤：我的“抗战八年”(10)

　　第二天，我们又到汉口中山公园去看献金活动。我亲眼见到一位华侨穿着西装皮鞋提一大袋子钞票来献金，他先交了钱，又把一身西装都脱下来，脚上穿的皮鞋也脱下来，最后索性连钢笔手表都献出来，全身上下就剩下背心和裤头了，台下一片掌声。接着有黄车夫献金，乞丐献金，妓女献金……献金的人排了好长的队。

　　后来我们还参加了“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大会。那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次大誓师，想起来，我有幸身临其境，感到无限光荣。

　　武汉空袭和苏联空军

　　“七·七”过后，日本加紧对武汉的空袭。夜里经常看到苏联的飞机和日本的飞机打起来，一边是红的(信号灯)，一边是绿的。在空中一上一下的互相喷射出红的火焰。我们不敢在屋里，躲在院子的一大堆木头的缝隙里。先生教导我们：“空袭时，要找到安全地方，躺在地上，要脸朝上，背朝下，如果胸部接触地面，炸弹对地面的震荡会把肺震坏。”

　　有一天中午，空袭又来了，我们都躺在湖边的一堵短墙边，只看到篮球场上像暴风雨一样翻卷起阵阵灰土，我问身边的同学：“这是怎么回事!”同学说：“是机关枪打的，就靠在墙边，不能动!”我吓得赶紧闭上眼睛，不敢睁开，只听到空中发出“哧—哧—”的声音，像烧红的铁块浸到冷水里一样，我闭着眼睛问同学：“什么声音?”他说：“是炸弹!炸弹!”我问：“有多大?”同学说：“像水桶一样!”

　　还有一天，我们到蛇山去玩，刚走到山底下，就听见拉警报。我说：“坏啦!咱们去防空洞里躲躲吧。”其他同学主张返回学校。要是听了我的，就完啦。后来我们再到蛇山，防空洞口已被炸得封死了，听说洞里的人都遇难了。我的族叔祖荫圃公唯一的一个女儿若之就是在这次空袭中遇难的。我们去看荫圃公，晚上回来时，路上没有电灯，一片瓦砾，走着走着就会踢到尸体，都是炸死的。从“七·七”后一直到8月，武汉到处都在炸。

　　有一天，我们来到武昌的南湖飞机场玩耍，看到很多外国飞行员，大夏天还穿着皮夹克，同学们都嚷着：“是俄国驾驶员，俄国飞机!”我清楚地记得，飞行员皮夹克的背上印着12个白色的宋楷字：“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保护。”

　　提起这12个字，我还有一段独家史料可说。1995年，老同学、西安交大的谢麟阁听我谈起这12个字后，给我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1937年12月间，苏联飞机已经到中国来了。这时有一架苏联小型侦察机飞到嘉山一带的前线去侦察，大概是中弹了，往回飞找个地方降落。结果飞到霍邱城西湖上空，降到了湖边的一块空地上。乡下人一看，飞机里走出两个黄头发的洋鬼子，以为一定是日本鬼子，一起跑过去拳打脚踢，打得他们躺在地上起不来。后来有位乡绅赶过去，仔细一看，不对呀，怎么头发是黄的?忙对人说：不要打，先不要打!赶紧派人通知县政府，县政府主任秘书是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当然会英文，立刻赶到现场，用英语与他们对话，但“鬼子”毫无反应。心想，八成是苏联人。他只好先把两个“鬼子”带回县政府，四处打听，总算从高唐集找来一个曾学过一点儿俄文的年轻人，好说歹说把他抬到县政府。一问，他们果然是苏联人。县长赶快打电话报告阜阳专员公署，专员要求立即把两位苏联飞行员送到阜阳来。那时霍邱不通公路，也没有汽车，两个人都打得不轻，只能用轿子抬着去。可苏联飞行员坚决不坐轿子，坐轿子，太不人道。最后雇了三辆“小推土车”才把他们送到阜阳。后来军事委员会又派人把他们接到了武汉。经过这次苏联飞行员被乡民痛打事件后，军委会有关方面就想出在航空服上写字的办法。就有了我们看到的：“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