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坤：我的“抗战八年”(15)

　　辗转三千里，范先生终于在当年的十月底把颍州中学的“图书馆”和教学仪器全部运到了永绥。在湘西偏僻的山里，我们能有一个很书香气的读书环境，真要感谢苏校长和范先生呀!

　　上初三那年，图书馆就设在翠云山下的尼姑庵里，开架阅览，还记得有许多原版的英文书籍，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全套《万有书库》，有韦尔士的《世界史纲》、章钦的《中华通史》，还有《申报》、《大公报》、《新青年》;鲁迅、茅盾的书，叶圣陶的书。

　　升入高中后我开始每星期都到图书馆去，有一本杂志叫《天文台》，是个军事评论杂志，陈孝威主编，我经常借来看，很好看。还有《大公报》，隔几天就来一次，看《大公报》眼界很开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八不主义”就是在这个时候看的;像《易卜生选集》、《茶花女逸事》这一类西方文学作品也是在这个时候读的;《论持久战》也看过。这个时候我知道了图书馆的价值，简直就是思想的宝库。

　　记得我在初三的时候，有个同学可能是国民党三青团的，他给我看过一份杂志叫《良心话》，后来我查过目录，是有这个东西。我只看过一次，忘记是哪一期啦，说毛泽东和江青是“两个旧家伙，拼成了一对新夫妻”。(笑)是三九年秋天，这句话我记得最清楚，一点不会记错的。后来我知道这是军统办的刊物，是个特务刊物。

　　应该说在抗战的八年中，我一无所有，穿草鞋，衣衫破旧，但是我却受到了非常好的中等教育。

　　大后方的软肥皂

　　我插讲一些大后方的情况，现在一讲起后方来国民党好像只有贪污腐败。国民党是贪污，是腐败，是无能，但是抗日战争民心没有动摇。这个仗如果再打下去，也没问题。我有一句话：国民党的再生能力是很强的。

　　举几件事你就知道了。进入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物价就开始上涨，我们的贷金每月增加到了7元，全部用在伙食上面;每周一次的红烧肉已改成肉丁炒豆腐干和黄豆。至于肥皂、牙膏早就没有啦。后来点汽灯用的煤油买不到了，刻蜡纸的钢笔买不到了，写字用的钢笔尖、蓝颜料也断档了;篮球排球打坏了，无处再买，洋布成了稀有之物。到1940年，物资到了奇缺的地步。不过这些都没有难倒我们。

　　你晓得不晓得，湖南有种茶油，化学课的先生教我们用当地的碱水和石灰一煮，变成氢氧化钾，再加入茶油煮就成肥皂了，跟糨糊一样，装在罐子里，这种肥皂不起沫，但去灰，我们叫软肥皂，那时我们都会做!当时还发明了一种植物油灯，用铁皮做的灯座盛油，也是玻璃灯罩，亮度和战前的煤油灯一样，植物油的主要原料是茶油。还有汽车用油，没有汽油改成柴油，后来柴油也没有了，政府规定，商车必须改成烧木炭的木炭车。车的前身安一个很高的木炭炉，靠木炭燃烧产生的气体发动机器，车行很慢，上坡的时候需要不停地摇动鼓风机。公家的运输车用一种代柴油，就是把石灰和桐油放在密封的容器里，加高压、高温后，变成黑色的代柴油，(汽车)一发动哐啷哐啷响，冒出很浓的黑烟，但车速挺快的，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停在下坡，靠坡度带动机器发动。民国三十一年后，重庆出现了固体牙膏，一种装在小玻璃盒里的牙膏粉，牙刷在上面蘸一点儿就可以了，也很好。学校不是没有钢板、钢笔和蜡纸吗?化学先生就指导我们用毛笔蘸鸡蛋清在蜡纸上写字，也可以印出来。用桐油跟锅灰一和也可以当油墨用。这时，已看不到白报纸，我们用的中学课本都是土纸印刷的，颜色是青灰色的，不过很清楚。报纸用一种更薄的土纸，拿起来透亮的，你见过吗?这么困难，没有停过报呀。抗战前每年要出一本《中国的政区》是铅印的，到了重庆印不起就用石印，后来石印也没啦，油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