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至1937年东北工人的抗日斗争（2）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中共满洲省委发来一封题为《论满洲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的重要信件，即“一·二六”指示信。信中提出了在东北这一“特殊的环境”下，放弃原来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的口号，实行全民族反帝反日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由于这封信到同年4月才辗转交来满洲省委，所以，由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实现策略上的转变和克服“北方会议”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危害，是从此以后才开始的。

　　“一·二六”指示信的产生是共产国际改变对中国东北党指导方针的结果。还在1932年9月召开的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上，针对中国东北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事实，在关于中国革命任务的规定中，单独提出了有别于关内的政治口号，即“在满洲提出建立农民委员会，抵制捐税和法令，没收汉奸的财产，组织人民政权的选举等口号”⑦。共产国际对于中国东北党指导方针的这种变化，虽然主要旨在通过促进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服务于“保卫苏联”的总战略，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二六”指示信，确实符合了东北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因而是积极的和应予肯定的。

　　“一·二六”指示信明确地提出了党在东北地区组织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及当前的中心工作任务。信中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用全部的力量把满洲变为它垄断的殖民地”，使东北各阶层广大群众的政治经济地位日益恶化，“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此，党在领导东北人民实现抗日斗争的历史任务时，必须“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同时指出，为了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主要是抗日武装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和保存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在指示信确定的党在目前的中心工作中，放弃了“北方会议”的一些错误口号，提出了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民族叛徒的财产;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朝鲜、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改善群众生活;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在反日武装斗争中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人民革命军;建立选举的人民政权、反日会等中心任务。其中对于东北工人抗日运动，指示信强调要“尽量扩展和指导无产阶级各式各样的群众斗争”，包括组织在工人日常迫切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基础上的罢工，开展武装斗争，扩大工人群众组织等。毋庸讳言，在“一·二六”指示信中仍存在着不少缺点乃至错误，主要是还保留着某些“左”的错误政策。但是，这与它所提出的正确策略和政策相比，无疑属于次要的方面。

　　中共满洲省委接到“一·二六”指示信后，于1933年5月15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题为《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十分欣喜地接受了这一指示信。从此，东北党的组织在政策上发生了具有转折性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开展，使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战争和其它抗日事业，又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然而，包括东北工人抗日运动在内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道路仍然不是平坦的。1934年2月22日，王明“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又向满洲省委发来指示信，指责满洲省委在贯彻“一·二六”指示信过程中，“犯了右倾曲解的错误”，还要求“把反日游击运动提到土地革命的阶段”，结果导致了“左”倾关门主义在东北重新抬头，使东北抗日战争事业再次受到损害。直到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传到东北以后，这种“左”倾的危害才得到克服。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在1933年初侵占热河之后，又迫使南京政府北平军分会与之签订了《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政府承认了日本侵占东三省与热河的事实，承认在冀东中国不得驻军，从而使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与关内的抗日运动隔绝开来;日本帝国主义则得以集中力量，全面加强对东北沦陷区的军事法西斯统治。实行所谓“治安第一主义”，在关东军高度分散配置的同时，调整与加强的伪军，扩充伪警察队伍，强制收缴民间枪械，推行保甲制度和“集团部落”政策，不断“围剿”抗日武装和疯狂镇压抗日运动。因此，东北中心城市里的党团与工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工人反日斗争多次遭受敌人破坏。东北工人抗日运动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顽强而曲折地向前发展着。

　　截止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之前，东北工人抗日运动所表现出的新特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