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0) 第十八章第一节（1）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八章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第一节 国内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抗日救亡斗争

　　一、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较之“九·一八”事变以来又有新的发展。在全国，从城市到乡村，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农大众，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民族存亡的关心，迅速形成一股锐不可挡的滚滚洪流。

　　7月8日，北平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学生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马上派代表赴宛平县城，对英勇抗敌的前线将士表示北平人民誓作坚强后盾的坚定态度。8日下午，被派的代表抵达宛平前线，冒着炮火向城上的守军将士递交慰劳函件及旗帜。守城将士和代表们一起宣誓：抵抗到底，与城共存亡，决不撤退。7月中旬，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分会联络了协和、平大附中、同仁、道济、妇婴红十字等医院，腾出可容纳数百人的病房和床位，做好一切收治前线伤员的准备。上述单位还与各使团医官、妇女协会、青年会、国际妇女会、女青年会、基督教联合会、救世军、卫生局、戒毒所、银行、新药业等取得联系，采取共同行动救治伤员。北平城内的一些招待所，每日派人在德胜门至西直门之间巡逻，沿途查询有无负伤官兵，一旦发现，立即接回救治。在“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仅崇文门外东大地第一收容所，就收治伤兵200余人。

　　7月21日，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提出，为了支援前线抗战，教职员工中，有月薪者，由各该单位制定捐助办法，开展捐钱捐物活动。同时号召财源宽裕者实行特别捐。

　　北平从“七·七”事变到沦陷，历时不到一个月。但北平市的各阶层和各救亡团体，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支前工作，为保卫北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都会，是“一·二八”事变的发生地。这个多年以来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冒险家乐园的都市，人们对帝国主义有着刻骨仇恨。因此，在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抗日救亡运动更是如火如荼。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首先表现为组织上的大联合。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上海就有“救国会”等各种名称的抗日救亡团体。但由于国民政府奉行对日妥协政策，各条战线上的救亡团体既不能联合，又不能公开活动，因而其作用大受影响。全国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改变，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公开，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通过它在各条战线上的活动分子，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统一改组为“救亡协会”，并以“救亡协会”的名义领导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简称“文协”)，这是上海最早由“救国会”改组为“救亡协会”的组织，由知名人士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张志让等83人担任理事。成立初时有团体会员73个，个人会员251人。团体会员中包括影响较大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和“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

　　继“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以后，9月12日又成立了“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这是上海人数最多的抗日救亡组织。据成立的当天统计，团体会员有28个。其中包括了较有影响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工部局华员俱乐部”、“益友社”、“蚁社”、“精武体育会”、“海关同仁俱乐部”等。“职协”的成员不仅有店主、经理、工程师、工商业者，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店员和工人，社会成分广泛，动员量较大。该会由沙千里任理事长。

　　此外，学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妇女界都成立了自己的救亡协会，这些协会都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