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办事处的设立与撤销(3)

　　新四军赴皖南集中时，留下了一批干部，建立了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这些机构常与南昌办事处联系，汇报、请示工作。东南分局则通过南昌办事处向新四军其他后方机构传达指示。办事处还经常派政治交通员与各省委、特委联系，秘密传送文件、信函。

　　1939年3月，日军进攻南昌。黄道率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全体人员撤往吉水县的三曲滩，继之迁往上饶。在前往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途中，黄道不幸染病，在治病过程中，国民党特务买通医生为他注射了毒药，遇害时年仅39岁。黄道牺牲后，胡金魁继任办事处主任。1941年1月5日，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奉命撤回皖南泾县茂林，随新四军军部北移。

　　新四军、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合署办公，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的合法的联络中枢

　　与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几乎同时挂牌办公的，是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二者稍有区别的是，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兼任。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要军事部门则移驻武汉办公。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亦取道徐州、郑州分批撤往武汉。随后，正式成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钱之光任办事处处长。1938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后，新四军即在武汉设办事处。该办事处与八路军办事处合署办公，处长亦由钱之光兼任。办事处位于汉口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洋行对门的90号和路东的120号亦为办事处用房。

　　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八路军、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实际上是当时中共在国统区的合法的联络中枢。中共中央长江局也设在办事处内办公。钱之光后来在回忆办事处这段历史的时候，曾专门介绍道：

　　办事处负责接送来汉向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汇报、联系工作的华中、东南、华南、西南各处地下党的负责人和干部，如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贵州省工委负责人邓止戈、秦天真等，都先后秘密到过办事处。延安派往南方各地的重要军事干部，大多在武汉办事处停留，办理护照，再前往目的地，如张云逸、聂鹤亭、张爱萍、张经武、张国华、肖望东、陈康等。去延安学习和从延安学习后分配到南方各地工作的同志，也经办事处办理行政手续。

　　武汉办事处也是中共在国统区的物资转运中心。按照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弹药均由国民政府供给。因此，办事处每月到军需署领取军饷，到军政部有关司署领取枪支、弹药、服装、通信器材及药品、医疗器械等，领到后即到车站联系车皮和其他交通工具，分送各地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不断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只按八路军3个师、新四军1万人编制发放军饷和军用品，所以办事处还须自己采办各种急需的军需物资。八路军、新四军在长沙、广州、香港等地也设有办事处或通讯处，他们将募集到的军需物资送到武汉集中，再由武汉办事处设法运往八路军总部、延安等地。除军用品外，办事处还运送纺织、制革、造纸等机械设备，以及钢铁、硫磺等原料，这些大都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募集而来。这些物资对八路军、新四军改善武器装备，发展边区生产和提高边区军民及前线部队的生活水平，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武汉时期，有大批青年由京沪、平津、东北以及其他地区背井离乡流亡到武汉。为了吸收进步青年到革命队伍里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在汉口设立了招生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办事处。长江局机关和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担负起招生的具体工作，负责接待和组织输送。1938年八九月份，武汉形势逐渐紧张，中共党组织动员大批工人、学生和其他人员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他们动身前都在办事处指定地点集中，发给军服及零用钱，再由人送上火车。办事处还向延安输送了一批科技界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如机械工程师沈鸿，自然科学家陈康白，诗人、作家光未然等，还有著名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埃德加・斯诺、艾立・里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著名摄影家伊文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