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史综述（1）(4)

　　从牵制敌人看，自国民党统帅部作出游击战决策，倡导敌后游击后，国民党投入敌后的兵力鼎盛时期达到100余万，先后开辟山西、浙西、大别山、海南、冀察、鲁苏等游击区。敌后游击区的建立与游击战的开展，严重威胁日伪统治。并且，游击区多处于战略位置重要之地，如第一、二战区在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第三战区在天目山，第五战区在大别山，第九战区在庐山、大云山、岷山等，它们进可攻，退可守，直接威胁敌之要害部位，迫敌以重兵防守。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抗战比较积极，在敌后的游击部队比较活跃，为策应、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不断出击，牵制、消耗敌人，较好地发挥了作用。

　　相持阶段到来后，随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方针的改变，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指导思想亦逐渐发生变化，对日作战由积极逐步走向消极。国民党军队在对日军发动“有限度攻势”的同时，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限、防”提上日程。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方针，国民党下辖的各游击区注意力逐渐从攻日转向了反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认为美、日开战，日本必败，中国得救，遂采取单纯防御、保存实力、等待胜利的方针，对日作战更趋消极，敌后游击区只有零星的游击战，多数处于“游而不击”的苟且图存状态。

　　第二战区的阎锡山、冀察战区的鹿钟麟、鲁苏战区的韩德勤等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掀起第一次反共大磨擦。1939年12月阎锡山部发动“十二月事变”，1940年10月韩德勤部大举进攻新四军。同期冀察鹿钟麟部进攻八路军冀察军区部队，1943年韩部最终被新四军击溃，鹿钟麟部基本丧失作战能力。其后，鹿、韩两部在日军打击下溃不成军，冀察、鲁苏两战区名存实亡。1944年国民党军委会撤消鲁苏战区。

　　太南孙殿英、庞炳勋，鲁苏孙良诚、吴化文、荣子恒、厉文礼等在日军打击下屈膝投降，1943年1月，国民党新4师师长吴化文投敌，协同日军夹击于学忠部，于部于8月撤出山东，山东游击区基本消失。

　　1941年5月上旬，日军纠集10余万兵力，兵分三路，采用钳形与中央突破战术，由东、北、西发动进攻，国民党自己的评价是“第一战区疏于防守”，中条山根据地沦陷。

　　1943年4月上旬，日军调集5万余兵力，在30多架飞机支援下，向太行山根据地发动进攻。第24 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李振清第40军于林县、孙殿英新5军于临洪、刘进第27 军于陵川迎敌。孙殿英庞炳勋投敌，刘进南渡黄河。8月上旬太行山根据地沦陷。

　　1942年底，日军扫荡大别山，国民党评价称：“李部久居山中，将骄兵堕，战斗力下降”。仅十几天时间，大别山根据地基本沦陷，后在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反攻下收复。但已基本称不上“游击”区了。1944年12月28日，国民党将鄂豫皖，山东，苏北，豫东划为第十战区，目的最终是为了与新四军争夺华中。但基本毫无建树。

　　至1944年，国民党山西，冀察，鲁苏，大别山，浙西等根据地基本消亡。仅晋西南，鲁西南，大别山腹地，海南岛，四块小根据地硕果仅存，所辖部队不足三万。

　　四、国民党游击战略的失败，最终导致游击区的失败

　　以正规军充当游击部队，未能有效发动民间自卫武装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决定以现有正规军的三分之一配备与敌后担任游击。随后确立以战区司令长官为指挥中心，以正规集团军编制作为游击基干部队，以准正规军(地方保安团)作为外围，不分割集团军建制而进行游击战的总体策略。由于国民兵团制度的实施范围有限，实施效果相当不显著，而1939年之后实施的义务征兵制在游击战区相当不得人心。造成各游击区内，正规部队损耗很难保质保量予以补充，作为正规部队后备力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武装建制较少，尤其到相持阶段，由于群众动员工作相当不得力，地方武装规模剧减，民众自卫武装力量迅速变的薄弱，使得部队难以维持。而以正规战区指挥官和集团军指挥官担任游击指挥中心，固然整体统一，但严重限制了游击部队的灵活运动。

　　地方政权建设严重滞后，部队未能融入游击区民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