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贵州的出版业探究

　　摘要 在近代西学东渐之际，贵州华氏三代人在依靠经营盐业和酒业发家致富之后，以敢为天下的精神，涉足新闻出版业。先后斥巨资创建贵阳文通书局、贵阳永丰抄纸厂，并在抗战时期不畏艰难成立编辑所，聘请全国知名学者担任书局的编委，从而使文通书局成为与商务、开明等并立的七大书局之一。文通书局为贵州及西南一地的近代化乃至中国的出版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键词 抗战时期;贵州;出版业;文通书局

　　作者简介 沈磊，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刘坤厚，贵州师范大学宣传部，贵州贵阳550001

　　1840年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以及西方文化的不断东进，以商务印书局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私人资本背景的现代私营性出版机构慢慢发展起来。以此为契机，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新闻出版业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起来。各种书局在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尤其是在交通便利且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更是相继成立了商务、中华、大东、世界、开明等实力雄厚、贡献突出的出版机构。与此同时，在中国文化比较落后、交通及其不便的贵阳却创办了在中国近代史创造了多个第一的贵阳文通书局(1908)。文通书局是由华之鸿出资创办的贵州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新闻出版机构。为了提高出版质量和技术，文通书局不惜余力，是第一个出国购买先进的出版仪器设备的贵州企业，第一个专门派人出国学习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文通书局不仅积极地“走出去”，同时还创造性的“引进来”，聘用国外专业的技术人才来做技术顾问。不仅如此，文通书局还依托企业优势创办学校来专门培养人才。从贵州近代工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文通书局还是当时第一个在工业生产中使用蒸汽机作动力的近代企业。文通书局的这些先进的理念、创造性的行为，尤其是对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近代工业、近代出版业的积极效应，应当引起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一、文通书局的生存环境概述

　　华氏家族世代行医，在康熙末年由江西临川迁至贵州遵义，以盐业起家致富。在民族危机时刻，在维新变革的思潮中、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华氏家族意识到教育在民族振兴、家族发展中的重要性。华之鸿在中国近代大教育家严修等人的影响下，出任仁怀厅的儒学训导，开始涉足教育，随着参与的深入开始捐资推动贵州省教育的发展。在“端赖书籍”之余，华之鸿开始“思贵州地处边陲，交通阻塞，新兴知识传播至黔，每每旷日持久，长此以往，则贵州文化，将永远落于全国各省之后。而欲传播知识，唯赖书籍。不如利用盐业所积资金，创办一所规模较大之书局，既可继承先祖未尽之遗志，又可发展贵州之工业与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他逐渐萌发了创办本地书局的念想。

　　文通书局成立于20世纪初期，发展于20世纪中期，这一时期被称为民国经济的黄金十年时期。因此，文通书局得以慢慢发展，但是过了这黄金十年，民族工业又被外国资本控制压榨，渐渐难以为继。东部沿海城市都不能幸免，更何况西部地区，尤其是抵抗外侮的八年抗战影响更是如此。文通书局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之下，可以说是步履维艰。一是设备运输十分困难，成本难以控制。贵州山高林密，交通极其不便，基本的交通工具就是肩挑人扛，尤其是大型工业机器更是难以运输到贵阳。从海外购买的设备顺长江一路向西到重庆，或者通过洞庭湖到湖南，然后剩下的就是原始交通工具的使用。当时贵州几乎没有像样的道路，山沟纵横，山路蜿蜒狭窄，树高林密，只能依靠人抬、马驮，且路途遥远，大宗货物运输有时要耗时一年乃至数年方能运送到，运费极为高昂，有时甚至超过货物本身的经济价值;二是在民国初期，封建军阀混战，横征暴敛，企业生存环境恶劣，企业疲于应付政府的压榨。文通书局从成立开始处在压榨、压迫之中，在夹缝之中艰难生存。各路军阀混战不断、轮流上台，政策飘忽不定，苛捐杂税横行，私人企业成为官僚资本的眼中钉肉中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多次企图强行吞并文通书局，未达到目的便无所不用其极，要么征收各种奇怪的税费，要么直接抢夺企业的物质，要么直接强行扣押作为军产，不断压榨盘剥，造成企业经营难以为继，最终不得交给官僚资本，比如永丰抄纸厂被霸占;三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失效，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企业经营困难，同时政府拖欠各种费用，就不结账甚至不认账，使文通书局年年亏损，甚至工人的工资都无力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