屹立在抗日救亡前沿的《前方日报》

　　[摘要]一张报纸就是一面战斗的旗帜。《前方日报》作为一张地方性报纸，在抗日战争中，为宣传进步，宣传抗战，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抗日救亡　《前方日报》　宣传工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1939年3月，南昌失陷，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及大批机关撤向吉安，吉安成为全省抗日救亡宣传的中心。1939年4月，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来到吉安，指示中共江西省委加强对吉安抗日救亡宣传教育的领导，并会见了正在吉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爱国志士“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高度赞扬其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化人士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1939年5月，王造时创办了《前方日报》。因为吉安临近前线，当时便有“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之称。报名“前方”，以示坚持抗战，为民前锋。《前方日报》创刊伊始，就以蓬勃的战斗姿态，鲜明的时代特色，宣传抗战，宣传进步思想，在东南地区成为一个重要的舆论堡垒，甚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

　　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前方日报》是一份民办报纸，日出对开一大张，四版，一、二版是国际、国内要闻及地方新闻，三版是论述，四版是副刊。每逢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有重大的战争战役、社会政治动向，该报都要发社论、专论或评论，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后，《前方日报》集中火力对汉奸展开揭露和抨击。1939年9月2日，该报就发表社论《开展讨汪运动》，并连续两天刊登《讨汪宣传特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1939年11月6日，该报连续三天刊载王造时的长篇专论“泛论爱国心”，以鲜明的立场观点，号召全体人民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同仇敌忾，团结起来抗日。1940年初，当汪精卫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一事被披露，1月24日，《前方日报》发表《举国公愤》社论，痛斥“日汪协定”。从1月底开始，《前方日报》七天连载了王造时撰写的长篇评论《汪逆怎样把我们卖了?》，文章以确凿的事实和锐利的剖析，从各个方面揭露了汪精卫的卖国行径，使全国人民都看到了汪逆的丑恶灵魂和卖国罪行。沉重地打击了汪精卫及其同伙。2月26日《前方日报》又发表《壁垒只有两个》社论，再一次揭露日汪协定的实质，指出：“时至今日，壁垒只有两个：抗战的团结在一面，投降的投靠在日寇一面，中间决无妥协的余地。”“妥协等于投降，投降就是卖国。抗战就是救国。救国就是抗战。”由王造时亲自撰写的大量抗战重要言论和述评文章，被全国各地的许多报纸纷纷转载，《前方日报》以它震撼性的抗战锋芒赢得了广大读者。

　　《前方日报》不仅在言论上积极宣传抗日，而且在行动上也是坚守抗日前方的表率。1940年初至1942年4月间，日本侵略者多次派飞机轰炸吉安，炸毁了该报经理部，他们坚持在瓦烁灰烬中照常发行;日寇几次逼近吉安，党政机关纷纷后撤，唯独该报坚守岗位，继续出版发行。1942年夏天，日寇发动浙赣战役，侵占南昌的日军东犯，前锋距吉安城只有三十几公里。当时吉安有三十多种报纸，其中有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江西民国日报》、军方的《明耻日报》和带有政治背景的《大江报》等报纸，各家报纸纷纷向吉安附近的临时省会泰和撤退。《前方日报》报社留下一部四开机在吉安继续出报，其主要机器和家属也撤往泰和。在隆隆炮声中，惟独有《前方日报》没有停过一天刊，向人们传递抗战前线消息。发挥了极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尽管没有政治背景，经济基础也很薄弱，大局日益变化，环境极端恶劣，但《前方日报》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被文化界誉之为新兴的报纸，而且得到了国内一大批进步人士和左派作家的支持，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田汉、艾青、袁水拍等都在该报发表过宣传抗日救亡的作品。《前方日报》发表田汉的《吊乐人》诗中写到：“对着烽火的白云，听着枝头的蝉鸣，含着心头的热泪，悼我民族的歌人。我们要用无数的聂耳，回答敌人的欺凌。”

　　二、宣传中共抗日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