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献:中共抗战的历史见证(1)(4)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战更为猛烈。日本殖民当局惊呼：这是由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所反映的“此次时局的影响”。(《「昭和十二年七月中全満鉄道匪賊状況調」進達ノ件》(1937年10月15日日本驻伪满大使植田谦吉致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外務省記録”，A—6—2—0—2之8—1—001。藏所、出处、归属相同的日文档案，后面注释中只列编号。) 日本外务省随即根据驻东北各领事馆提供的报告，制成了其所知1937年9月东北抗战力量的统计表，其中显示：在兵力总数23388人中，中共直接领导的军队有12427人，占了一半以上。(参见《昭和十二年九月中ニ於ケル満州国内省別盤踞匪賊統計表》，A—6—2—0—2之8—1—001。)此后直到日本投降，东北各地抗战的主体都是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其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即使在日本有关伪满所谓“治安”之类的档案中，记载也比比皆是。

　　二、见证之二——中共广泛发起、有力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中国近现代反侵略史上，抗日战争以最大规模并取得最终胜利而具有最辉煌的历史地位，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空前广泛地动员起来、以持久抗战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基础条件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坚持。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极为仇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行破坏而紧盯其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留下了许多相关记载和议论。而在今天看来，这些资料倒是从反面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非中国共产党莫属。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日方认为起点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萌芽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提出的“武装人民，遂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口号。而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们又认为萌芽在进一步生长，体现为：中共发动上海日本纱厂10万工人大罢工，同时组织各界反日民众团体捐款、劳军，号召“农工商学兵大联合”;1932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中共中央为抗日发出告全国民众书;1933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抗日合作宣言;同年9月30日，上海反帝国主义战争大会作出决议、发表宣言，与中共的抗日合作宣言相呼应;1933年11月26日，红军与十九路军达成反蒋反日的初步协定;1934年5月3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发出对日作战宣言，同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发出北上抗日宣言。(参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調査部编《抗日民族統一戦線運動史——国共合作に関する政治資料》第2章第1节，大连，东亚印刷株式会社，1939年印。)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名叫波多野乾一的日本御用学者，为所谓“防卫赤化”而一直从事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他对中国的抗日浪潮极为敌视，尤其为“1935年夏以来中国展开的抗日运动与以往有质的不同”而“骇目”，1936年夏专程到上海进行“探究”，结论就是将抗日运动与共产运动等同起来，以“抗日人民战线”来概括见闻。(波多野乾一：《赤色支那の究明》，东京，大东出版社，1941年版，第3页。)应该说，此人的感觉还是相当敏锐的。正是在1935年夏，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并按照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广泛建立国际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决议，发出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体同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由此在全国展开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对这种状况，日本外事警察也很快作了反映，其在1936年4月的报告中说：随着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广泛的反帝反法西斯统一阵线，“中国共产党也决定将反日运动作为其最主要的工作，其后中共中央致力于将一切力量集中于反日工作”，体现为中共对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和领导，在陕北的红军与东北军、晋军及宋哲元军联络，并准备开到河北西南部组织抗日联军等。在其看来，“共产党的救国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激化”，与红军东征山西联系起来，成了“极重要的问题”。(《中共党の国防政府及抗日聯軍の組織計画》，《外事警察報》第165号，第47页。) 此外，日本外事警察还根据所掌握的情报指出：自1935年底以后，中国各救国团体发出的各种文献和宣传品大多反映共产党的主张，强调各党派结为统一战线等。他们由此认定：“救国运动的领导权现在实际上是由共产系分子所掌握”。所以，在得见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后，他们视为重要文献而迅速译介全文，并且认为：“共产党巧妙的新政策正在取得相当的成果。”(《中共中央の抗日運動に関する重要文献》，《外事警察報》第170号，第84-101页。)其后，中国共产党及受其影响的爱国团体为停止内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出的呼声与作出的决议，如1936年2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为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发出的通电、同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的《抗日救国宣言》、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时提出的《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6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7月15日全国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等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8月10日毛泽东致全国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等的信、8月25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2月1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绥远抗战的通电等，都被日方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长的表现，随时作为重要情报进行分析，以求对策。(参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調査部编：《抗日民族統一戦線運動史——国共合作に関する政治資料》第2章第2节。)此外，对于1936年上半年在陕北的红军实行东征，日本军方也通过所得情报，指出红军的行动并不限于“赤化”山西，而且还实行了“民族团结抗日”的“新战法”;并认为这对于日本的“防共工作”而言，“无论如何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日本陆军省新闻班编印《共産軍の山西侵入に就いて》，东京，1936年，第34页。)到1936年底，日本出了一本叙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情况的书，书名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抗日人民战线》，作者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首倡联合抗日、将抗日摆在首位、为建立统一战线频频提出建议、逐步调整土地革命政策、通过发动一二九运动有力促进统一战线形成等方面，具体说明了中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作用。(见松本忠雄：《共産党にリードされる支那の抗日人民戦線》，东京，第百书房，193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