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⑧丨九旬抗战老兵董传裕：参军前曾三次遭日本兵毒打(2)

　　日本鬼子从石岛出动，曾一度控制我们村子及其附近地区，宣传日本文化，搞“新民教育”。我想这是赤裸裸的文化侵略啊!名为新民教育，实则为奴化教育，农村的一些老人学的都是私塾教的《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我们老百姓哪能受日本人搞的教育，这个学校我不能去读，去读私塾，读私塾日本人干涉不了。我在私塾大概读了一年多。此时，我的老家已经成为游击区，鬼子今天来扫荡一下，明天就回去，总之已经形成拉锯了，社会很乱，私塾也读不下去。这时，村里的老人就对我讲，你爸不是在东北嘛，你干脆就到你爸那里去。我那时候已经14岁，便听从村里老人之言，就去闯关东了。

　　董传裕

　　二、在大连三遭日本鬼子毒打

　　那是1941年夏天，我闯关东来到大连。大连是日本鬼子占领的地方，一到那以后，看到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吃饭，有不一样的待遇，日本人吃细粮，有大米、白面;朝鲜人是一半粗粮一半细粮;我们中国人完全吃粗粮，如橡子面、豆饼和高粱米等。我们吃的的确不咋地，因为你要打工、要生活嘛，反正就忍耐一点吧。但是，麻烦依旧找上门来，在大连短短的三年时间，我就被日本人毒打了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1942年。当时我在一家叫华东药房的中药店当学徒，因为中药东北没有，要到天津批发，但是又不是一个药房去买，几个药房联合起来到天津去批发。在天津批发中药之后，装在麻袋包里，然后运到大连码头。六个药房各出一个人去码头取药，我就代表我们药房。有一天，我们六个药房的伙计雇了一辆马拉的大轱辘车就到了码头，卸下药，装到车上。我们走到大连的一个叫东光街的地方，附近有个日本人的衙门。

　　车到衙门前，日本的警察出来了，用汉语大叫：“来!来!来!到这里!干什么呢?”听到日本人叫我们过去接受盘查，我就从车上跳下来往前面一站，其他五个人仍在车上坐着，接着他们因为怕警察抓人，就跳下车跑了。当时我心里想，都跑了，这一车药咋办啊?我就没有跑。但是过了一会儿，那五个伙计担心这车药，又回到衙门。这时，日本鬼子就叫我们两两面对面跪下来，你向我跪，我向你跪，然后互相用巴掌打对方的脸。当鬼子发现我没有出力打对方的脸以后，就对着我大声说：“我来教你打”!他就对着我的脸狠抽了几下，我的脸都被打肿了。就这样，我们仍要继续互相对打一会儿才放行。

　　第二次是在1943年。那年我母亲张松从山东到大连看望我那在码头上干活的父亲。在我母亲临走的时候，我就到轮船码头去送她。在码头中间有一个禁区，用一条黄线划出来，意味着你不能越过那个线。我妈妈是个土老百姓，她也不懂这个，就往里走，我就对着她大声喊：“妈妈，那里不能走，你快出来!”这时一个日本兵走过来，他不是用手打我，而是用脚上穿着的高筒皮靴子恨恨地踹了我几下!那为什么这次他要打我呢?什么其它原因都没有，就是因为喊声大了些!

　　第三次也是在1943年。我们药房掌柜叫董辑吾，他平时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就搓麻将，牌友中有一个人是五湖饭店的马经理。这个马经理是日本警察局的一个联络员的狗腿子，联络员给他发一个名片，他可以直接去日本警察局通风报信。有一天，马经理和我掌柜一帮人在我们药房打牌赌钱，结果马经理输了，他不但不服气，而且叫他的伙计到西港警察局报案，说我们药店有人赌钱。他是想日本警察局帮他把钱要回来。他派人去报案的时候，赌场已经散了。我是小伙计，正在药店负责看门，突然警察来了，而且到处找人。我就说：“他们都走了，没有人了。”然后，警察就找保险柜，尤其是保险柜钥匙，且大声问我钥匙放在哪里。实际钥匙就在我口袋里，但是我还是说：“没有，没有。”结果，一个警察一个绊子绊倒了我，用大皮鞋使劲地踹。他们把我打一顿以后，我坚持说没有钥匙，他们才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