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家书记录侵华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一）

　　家书是写给家人、亲友的文字，是写信人内心世界的反映，因为写下的是心里话，古代又把写信称为“写心”。由于写信人生活在社会中，因此家书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可以说万千家书描绘了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笔者多年从事家书的征集与编研工作，接触到大量各种各样的家书，其中最动人的就是写于抗战时期的百余封家书了。家书中既有高级将领一心保家卫国的战斗豪情，亦有普通士兵朴素的爱国热忱;既有各阶层民众共赴国难的民族自觉，亦有普通民众颠沛流离中的亲情传递，生动鲜活地展现了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战心灵史。

　　日寇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灵磨难

　　烽火连绵的抗战中，很多普通的中国人家园被毁，亲人失散，他们的悲惨遭遇和生前留下的家书，成为控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铁证

　　上海沦陷后，小学教员姚稚鲁奔波逃难时给妻子的家书

　　“在中原大会战的准备声中，武汉密布着恐怖空气，走啦!走啦!重庆、成都、香港、上海，纷纷地忙着奔波，我呢，满望到了汉口，或许在生活上有一点儿希望，如今可毁啦!不单舍却你们，在外面度那可怜岁月，而且要跟上四姊逃难哩!……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过到哪里就算，也忧急不了许多。这几天，这里谣言很大，说要‘轰炸武汉’，管他呢!‘在劫不在数，在数最难逃’，我便听天由命吧!”

　　这是上海沦陷后小学教员姚稚鲁奔波逃难时在家书里跟妻子说的话。说完这话不久，他就在忧愤交加中去世，但无人知晓他死于何处。只有他先后寄给妻子女儿的10余封家书，成了这位年轻的丈夫和父亲留在世上仅有的痕迹。

　　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终于抵挡不住日军的猛烈进攻，放弃上海，全线撤退。至此，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抗战结束，上海沦陷。这对于姚稚鲁一家而言，也是噩梦的开始。姚稚鲁家原住在上海南市，淞沪会战爆发不久，南市区老城厢很快陷入敌手，百姓纷纷逃难，姚稚鲁只得带妻子马芳珍和两个女儿慰瑾、亚瑾逃往法租界妻子的三哥家。面对纷乱的时局和越来越难以为继的生活，姚稚鲁与妻子反复商量，几经犹豫，第二年4月的一天，最终决定抛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独自一个人揣着100元钱，到南昌、武汉等内地谋生。谁也未曾料到，这一走竟是他与家人的永别!

　　“慰儿：要知道没有了你们便没有了我，所以我最低的条件是不许你们离开了我，前几天寄十块钱，并且带寄了四毛大洋给你和妹妹买东西吃的，想必已经收到，明天，到了汉口自然再要寄一点给你，你总要乖些，不要叫你妈生气，要知道，我虽然在外面，一颗心却天天在你身上呢!”

　　姚稚鲁流亡期间，正值中日几次大会战之际，华中兵荒马乱，难民如潮。他先后寄回上海的家书也能看得出写于匆忙之中，纸张大小不一，书信形式各异，落笔草草，仓皇之势显然。从家书中，不难看出姚稚鲁临终前那几个月凄怆的生活和悲凉的心态。

　　“我的病吗?怕不会好了，因为这里医院不但是少，而且诊费奇贵，没有上海那么便当，要是看一次，起码得四块钱，叫我出得起吗?——有没有送诊的医院?打听不出来——就是在家里。我自从到了这里，没有洗过一次澡，这里的苦处想你总该明白。总而言之，我的病生在破业的时候，就是该死!”

　　姚稚鲁本想在内地找到一个落脚之处，再返回上海接来妻子女儿团聚，无奈这一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却多次遇见日机轰炸和一波一波逃难的人群。他身在外，心在家，每天纠结于分离的苦痛之中。“‘悲莫悲兮生别离’，古人早有此言，我为什么要舍却你们千里迢迢在外面奔走呢?”疾病、恐惧、生活无着，交织折磨着羸弱的姚稚鲁，随着战线不断往内地推进，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均成为前线，直到姚稚鲁命丧武汉，他也没能找到一个安稳的后方。

　　姚稚鲁去世6年之后，湖南衡阳商会副会长、“集益”钱庄经理卢明璇也在逃难途中丢掉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