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枫：从桂林胜利转移到苏北(3)

2017-09-30 05:07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廖承志和陆诒等同志，对我们十分热情。招待所的伙食办得很好，早上有牛油、果酱、面包;中饭、晚饭有四菜一汤。对于去上海的行动，除由交通联络的同志具体安排外，廖承志同志还抽空接见了大多数人，逐个谈话，进行鼓励。我和张拓、郭华在临行前，由陆诒同志带到一家咖啡店里见到了廖承志同志。那时，廖承志同志才三十多岁，穿一件短袖衬衫，戴一副墨色眼镜。他很亲切地问我们，有多大年纪，什么时候参加新旅的，是哪里人，去苏北新四军地区工作愿意不愿意。他勉励我们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后，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比在国统区作出更大的成绩。经过廖承志同志的亲切谈话，大家都受到了鼓舞。

　　当时，为了不引起英国殖民地当局的注意，我们住在招待所里，注意遵守纪律，不高谈阔论，不放声高歌，不成群结队地进出家门，注意保持。“住宅”的安静。除了看书学习外，办事处同志还组织我们几个人一批，看了中国在香港的“飞地”——九龙城寨，游览宋王台，参观水上渔民区和棚户区贫民生活，也看外国大资本家的别墅区，还看了由卓别林主演的《大独裁者》等电影。使我们接触香港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扩大眼界，增长知识。

　　在香港和九龙，我们看到头裹红布、骑着高头大马的印度巡捕在马路上巡逻，英国人在公共场所耀武扬威。从而更激起了对英帝国主义的仇恨。

　　在香港期间，汪达之老师和童常、聂大朋等，还拜访了高士其、司马文森等同志，进行了写作活动。童常、大朋还带领徐莎、王德威、王山、郝杰，向叶籁士先生学习世界语。还有几位新旅同志协助范长江同志办的《国际新闻》抄写稿件。所得的稿费和抄写费，都节省下来作为新旅转移的经费。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根据当时各方面已到达香港的同志的实际情况，让新旅同志单独编组，或把新旅和其他同志混合编组。四月中旬，我和张拓、郭华同坐一艘客轮去上海;我改装为贺绿汀同志的侄儿(都是湖南人)：贺绿汀化装为一名音乐教师，带了一柳条箱的音乐书，我仍化装为一名初中学生，住在比较高级的二等船舱的一个单间里。在海上航行了三天，就安全到述了上海。

　　第三段是从上海到苏北。

　　为了做好接待和输送大批干部去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1941年3月在上海专门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办事处的主任叫杨斌，负责联系国统区撤退人员工作的有徐盼秋(后接任办事处主任)等几十位同志。

　　当我们分批乘船到达上海，按照在香港出发时事先指定的地点和联络暗号，住进了英法租界的惠中、东方、亚洲等旅社，我和贺绿汀、张拓、郭华住在东方旅社，办事处前来联系的是张达平同志。他二十三岁，穿一件黑派力司长衫，戴一副克罗米近视眼镜，进门先向贺老师说：。××先生要我来见你。”贺回答：“××先生昨天已经和我说过了，我在这里当门等候。”经过这二事先约定的简短对话就联系上了。互相介绍情况后，达平同志知道贺老师是创作《游击队之歌》的著名音乐家，我们三人是新安旅行团的，十分高兴。那天，达平同志简单地告诉了我们当时上海的情况和应注意的问题。他说：“目前上海租界里的形势还比较稳定，巡捕房一般不到旅社来搜查。但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希望你们在旅社里不要唱抗日歌曲，不要。谈论国事，更不能暴露去苏北的行动。”并约定隔几天，另派交通员带我们去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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