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枫：从桂林胜利转移到苏北(2)

　　当时，广西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广东省的西南部一带以及香港尚未被日军占领，从陆路去广州湾(湛江)，再乘船去香港、上海、转赴苏北，比较安全。新旅党支部曾派曹维东走衡阳、株州、金华这条路线，试探从日军占领下的宁波去上海转苏北有无可能，结果没有走通。于是，党组织决定全部参加转移的同志第一步都去香港。

　　为了不让国民党顽固派发觉，转移的同志按照年龄大小，适当搭配，三人、五人一组，化装成兄弟组妹或亲戚，每组都有一名党员或大同志带领，分批地陆续出发。

　　负责打前站的第一组由张杰带队，还有范政、张天虹共三人。张杰是新旅的党支部委员，精明能干，勇敢坚强。1939年夏季，他曾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一个人秘密地从桂林去皖南访问过新四军军部。范政曾参加戏剧家金山率领的“中国救亡剧团”，到香港、西贡、新加坡等地演出，熟悉海外情况。张天虹是广东人，沿途能用广东话和别人对话。他们在2月初动身离开桂林，半个月左右，党组织就得到了他们平安抵达香港的来信。

　　第二批动身离开桂林的有张平、岳荣烈、陈明、张拓、郭华、韩枫共六人。张大哥带岳荣烈、陈明化装为兄妹;张拓用他原名张钧六，我化装为他的弟弟张衡七，郭华化装为张拓的表弟。动身前，团部为我们赶制了一身当时流行的灰蓝色学生装。

　　我们在2月下旬先坐火车到了柳州，第二天改为步行，途径广西的贵县、玉林、陆川，广东的廉江，走了六、七天才到达湛江市。当时，从贵县到玉林，为了抓紧赶路，我们雇了六辆脚踏车。这六名车夫个个身强体壮，带着我们骑车飞驰前进。

　　到了湛江广州湾(现湛江市)，张大哥告诉我们要提高警惕。因为当时的广州湾是法国的租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战败后，已向德、日、意轴心国投降。我们到达时，街上虽然没有日军，但法国殖民地当局是不允许进行任何抗日活动的。因此，我们住进一家旅店后，就抓紧打听与购买去香港的船票。第二天，我们打听到有一艘法国油轮，要从湛江去澳门，船票比较便宜。就向张大哥汇报，他同意搭这艘船，提前取道澳门去香港。

　　上船以后，我们才知道油轮上没有座位。我们选了几只大油桶的避风处放下行李坐了下来。第一次坐海船，风大浪高，船身颤簸得很厉害，我们四个人都晕船，不想吃饭。第二天清晨，在离一个小岛不远的地方，遭到了两艘日本巡逻艇搜查。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打着太阳旗，枪上插着刺刀的一小队日本兵登上油轮对乘客进行搜查时，心中十分气愤，表面上却沉着应付。郭华在日本兵正登船尚未看到我们时，急忙把随身带的一本抗日木刻画和歌曲丢下了海，日本兵来搜查时，看见我们年纪小，都是学生打扮，就一看而过，到别处搜查去了。船到澳门，我们四人平安地下了船。以后，从澳门改乘区间船顺利抵达了香港。

　　在我们这一批离开桂林后，其他三十九位参加转移的同志分期分批，在8月份以前先后离开了桂林。所走的路线大致相同。

　　第二段是从香港到上海。

　　在香港接待我们并负责转送工作的，是廖承志同志。当时，除新旅的小同志外，还有从广西陆续撤退到香港的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其中有刘季平、戴白韬，贺绿汀、项南和诗人林山等同志，他们都是熟悉和支持新旅作的。我们和他们被安排在九龙弥敦道一所楼房的地下党招待所里(对外是一户住宅)。这里离闹市较远，比较僻静，来往行人不多。楼上有几间空房，晚上我们都打地铺睡在地板上。招待所虽然不大，但由于转移的同志都是来一批，走一批，陆续不断，每次可以容纳三、四十人，因此，大多数同志都在这所招待所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