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僧人在抗日战争中的感人故事(2)

佛教僧侣训练，则以江浙为最多，训练课目，则有担架训练、救护训练，包扎训练、医学常识训练、军事基本动作，及班教练、连教练，最后亦有操枪训练等课目。服装仍着僧装，唯属短装。学课方面，则有三民主义、公民及政治思想等。每班训练时间，约一个半月；所需伙食费用，均由受训学员自己负担，每人五元，不够的数目，则由大寺院津贴。训练教官，均由县政府委派，不领薪金，仅供其伙食而已。

训练时间虽属很短，但七七事变后，上海战事爆发后，上海市、江苏以及武汉各地救护训练，确也发生很大的作用。举其要者：则有“上海僧伽救护队”、“重庆僧伽救护队”、“湖南佛教战地掩埋队”、“镇江佛学院僧众宣传队”、“重庆佛教徒访问团”、“湖南佛教抗敌后援会”，以及“成都佛教会僧侣救护队”等组织。就中以“上海僧侣救护队”、及“陪都僧侣救护队”，都尝参加实际救护工作，而服务时间也较长，成绩也最佳，尝获最高当局传令嘉奖，其它救护队以身边数据不足，无法详述。就中最显著者，简述于次：

上海僧侣救护队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中国佛教僧众，同属国民一份子，自不能置身事外，何况佛教以救人救世为怀，于是上海佛教慈善团体，首先组织“僧侣救护队”全体人员一共一百二十人，由宏月法师领队，内分三大队、分队长、队附、队员，全由僧侣担任。分队以上有总务、队务、救护三组，各组长、干事和分队长，均由上海慈联会函聘。

队员中多属佛教知识分子，对国难当头，人人抱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壮烈意志，所以在日军飞机烽火弹雨中，他们所表现的那种大力、大勇、无畏抢救伤员的精神，至足感人。当时上海中外舆论，以“战神之敌”四字赞扬他们。沪战三个月中，他们造成了惊人的成绩。

根据慈联会二十七年报告书，救护吴淞、大场、浏行一带战地负伤将士，及租界难民，有八千二百七十二人，当上海撤退时，因为伤员太多，无法收容，尚有枫林桥地方三百多伤员，并在牛庄路创办一所“佛教医院”，安置这三百多位壮士。第二天，整个南市一带地区，全被日寇占领。于是，救护工作，从战场移转到病房，全体队员，都充当看护，将医好的将士，又一个一个设法送往后方归队，使他们继续杀敌。这时，僧侣们又做了一件事，在佛教医院中，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超渡阵亡将士法会”，以慰为国牺牲者的英灵。

“僧伽救护队”副队长宏明法师，原籍安徽，那时不到四十。在俗时，原属军人，曾任团长，俗名杨超，出家后一年，任南京香林寺住持。“七七”事变，上海慈联会有防护队的组织计划，屈映光先生认识宏明法师，乃由慈联会聘为防护队副队长，后经宏明建议，乃改“防护”为“救护”二字，正式组织“僧伽救护队”。在淞沪战场实施救护工作三个月，由于我军转移新阵地，僧伽救护队，也就随军后撤，沿长江步行到汉口，预备集中汉口，并拟分派一队到徐州前线工作。

那知，僧伽救护队宏明法师，到汉口后，本想再接再厉，集合汉口僧伽训练，再办一所“佛教医院”，就因此遭人诬陷，竟被关了三个月，虽说是非已经澄清，原属“莫须有”的罪嫌，但宏明遭此打击，也就心灰意冷，不愿继续领导僧侣救护队，于是迫不得已，而宣告解散。于是一部份队员，分赴西安投入心道法师主持的“战地流动服务队”，一部份转赴四川汉藏教理院读书，还有一部份伤心过度的队员回到他的小庙去。另一部份经不起打击，怀着满腔悲愤的队员，咬着牙脱去袈裟，跑到陕北抗日大学去了。宏明法师便到河南少林寺，面壁闭关，未几，又闻宏明发疯而死的消息。宏明的一条命，可算为抗战而牺牲，而上海僧伽救护队，从此结束了。

陪都僧伽救护队

上海撤退后，抗战进入第二期。“陪都僧伽救护队”是继“上海僧伽救护队”之后所成立的佛教徒救护工作队。